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中南报》刊登快板书《见面》：
太阳出来红彤彤，
满地白霜无迹踪。
一夜行军一百二，
前面来到永城东。
追上主力老大哥，
一见就像亲兄弟。
相亲相爱把手拉，
满脸喜得笑融融。
同志说：
“你们送面又送米，
保证前线大胜利，
跋山涉水多辛苦，
可得好好把功评。”
民工都说：“别客气，
论功同志数第一。
不管民工和主力，
打仗支前都是为自己，
彻底消灭蒋介石，
争取全国大胜利！”
一位五十五岁的支前担架队员离开家乡已经一个多月了。黄淮大平原上，冬天清寒湿冷，老担架队员再一次转运伤员回到民工营地后，眼睛里布满血丝。急救所长给他量了体温，摄氏三十九度半。急救所长很吃惊，因为这位老担架队员每天都像年轻人一样跑很远的路，从没有听他说过哪里不舒服。急救所长要求他全面检查一下，脱下他用布条缠着的鞋子，才发现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十个脚趾完全溃烂，渗着脓水。急救所长要求老担架队员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慢慢走回民工住的草棚里，在铺草上躺了下来。
在担架队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不清楚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穷苦的老汉。
一个月前，解放军的大部队到达淮海战场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住进村庄里最贫苦的一位老汉家里，那阵子官兵们都亲热地叫他“老大爷”。老汉听村里人私下里议论过，说穷人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当了积极分子的那帮穷哥们儿，帮着工作队建立民兵武装，帮着村干部斗地主分田地。他们把他领到地主家的地头，说这块好田从此归他了。他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块地里干活，熟悉这块地里的每一粒泥土，那天，他手里攥着一张很大的地契，在地头上蹲了大半天，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又总怕梦醒时地没了。解放军的战役打响了，村里组织支前队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妥当：身上穿的是从地主家的箱子里翻出来的新棉袄新棉裤，脚上是工作队分给他的一双厚实的黑布鞋，腰间系了一条很宽的布带子，上面插着支烟袋，挂着一只碗，还斜背着一条米袋子。他扎的绳索担架床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狗皮以及一件高粱叶和茅草混编的蓑衣。村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都说前边敌人的子弹不长眼睛，劝他在家里好好种自己的地。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土地，也不会穿上一件新棉衣。最后，他被编入从二线救护站往后方急救所转运伤员的担架队。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早上天不亮就从营地出发，天黑了才能回来。他抬担架抬得仔细，天黑路滑，他一步步走得很小心，生怕担架上受伤的同志再受一点疼。遇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他就整个人趴在伤员身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那只碗，成了伤员的尿壶和便盆，他把碗伸进担架上的棉被里时总是说：“孩子！大爷接着呢！大爷不嫌弃！”要是遇到重伤员，他和他的同伴走再多的路都不歇脚，抬到急救所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地上喘粗气。他脚上的那双黑布鞋早就磨烂了，脚上的血和泥土粘在一起，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在铺草上昏沉沉地躺了三天后，老汉听见身边的乡亲们说，队伍在前边打了大胜仗，上级决定这支担架队的队员复员回家。他爬起来就走。急救所长让他留下来治疗，他怎么也不愿意，说心里一直惦记着分给他的那块地。急救所长赶忙去给他找药，回来的时候发现老汉已经走了。
从前线走回老家，老汉冻伤的双脚上那黑炭般的颜色蔓延到了膝盖，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他是一点点爬着向前的。
到家的第五天，老汉死了。
徐乃祯老汉去世的时候，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刚刚过去。
那些被他从前线转运到急救所的解放军官兵，那些在残酷的战争中因为他而获得救治得以活下来的解放军官兵，终生都不会忘记河南商水县固墙乡胡吉村的这位贫苦老汉。
淮海战役打响十六天后，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
……现据华东局皓（十九日）电报告：在这六个月中，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从十一月份起，华东、华中已筹粮二亿五千万斤，但用到前线上的，因距离远，只有二亿斤，今后仍将筹粮南运。惟距离六个月需要，相差甚大，需要中原、华北分担这一大量粮食的供应……现决定中原局应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和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及华野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并应从豫西运粮食去。华北局应速令冀鲁豫区调集一亿斤至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
淮海战役打响十九天后，中共华北局致电冀鲁豫区党委：
……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展开。准备在徐蚌地区再歼灭敌军四十五个师，以利今后突破长江防线，进兵江南，彻底摧毁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因此需要筹足大量粮秣，指定由华北区拨给华野粮食一亿至一亿五千万斤。我们已复电同意，由冀鲁豫拨运小米一亿斤。此事关系革命战争胜利者至巨，希速筹划，并准备组织运输，待命调拨，万勿延误……
淮海战役打响四十天后，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和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一百三十万，其中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随军民工五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华野部队及新兵、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另有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每人每日以二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二百八十万斤。据此，一个月共需加工粮八千四百万斤，合毛粮一亿一千余万斤……据估计冬季下雪，交通运输困难，必须预将一个月过冬粮食筹集，并于一月十日左右运到适当地点，军食始得无虞……
据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刘瑞龙写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报告显示：仅就粮食而言，至一九四八年底，战役发动后五十天消耗约两亿两千万斤，其中山东供粮八千万斤，华中供粮七千万斤，豫皖苏供粮六千万斤，冀鲁豫及豫西各供五百万斤。按照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人数，加之“新兵、俘虏及常备临时民工一百三十万人统筹”，以四个月计，还“需吃粮三亿一千二百万斤”。除了粮食之外，支持战争需要的还有众多的物资，包括弹药、柴草、马料、木料、铁器、被服、担架、医疗用品和通讯器材等等。十二月三日，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此一战斗规模甚大，除对蚌埠警戒之六纵及归中野指挥之三个纵队外，我所有兵力全部展开，我们将尽力完成军委所予歼灭邱李孙之任务。为保持炽盛火力与连续作战……请军区急送八二迫炮弹三十万发，山炮弹五万发，炸药三十万斤［并附足够导火索雷管］，到徐州以东大湖车站，我们派仓库接受……
如此巨大的作战物资，主要的运力却是人，是在淮海战场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一心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东起黄海之滨，北到山东渤海，南至苏北江淮，西到豫西山区，支前的男女老少负载着规模巨大的战争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一步不离地跟在解放军作战部队的身后，支持着前线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攻击或者坚守。据战后的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和冀鲁豫四个地区，共出动支前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二十二万人，二线转运民工一百三十万人，后方临时民工三百九十一万人。这些支前民工携带着二十万副担架、八十八万辆大车小车、三十万副挑子、七十六万头牲口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
山东出动的支前民工，根据任务的不同分成三种，即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一至三个月不等；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这些操着山东口音的青年农民，在通往战场的平原与丘陵之间走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流。他们为每个作战纵队备有随军行动的担架五百副，每副担架配备民工五人，还准备了七千五百副备用机动担架。他们开辟出四条运送伤员的主要路线，每条线路上隔三十里设一小站，隔六十里设一大站，各交通路口都有服务点，大量的伤员被裹在棉被里，不断地变换着担架，一站接一站地转送下去，最后安置在后方野战医院或者农民们家中暖和的炕头上。山东民工运送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的路线多达七条：由临朐经临沂、郯城到新安镇和睢宁；由日照、沭水、大兴庄、陈镇到新安镇；由诸城、莒县、井家店到郯城；由曲阜、邹县、滕县、枣庄到邳县；由曲阜以东绕泗水、平邑、向城转向台儿庄、贾汪；由临沂的丰程镇、磨山、道河站、土山至双沟；由新安镇向西经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到徐州，然后再到萧县、瓦子口、大吴集。一位名叫唐河恩的山东支前农民，手里拿着根从家乡带出来的竹棍子，在连续五个月的支前途中，把经过的每一站的地名都刻在竹棍上。他和他的运输队跋山涉水，行走千里，等把粮食完整无缺地交到解放军手里的时候，他的竹棍上已刻有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字。苏北地区的支前民工，由于跋涉在淮海战场与国民党控制区之间，常常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于是每每只能在夜里出动。小推车上挂着小油灯，成千上万盏小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形成一条延伸数十里的亮线。在一次运送大米的过程中，原来的目的地是宿迁，等这条亮线延伸到那里之后，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于是亮线继续延伸，延伸到睢宁还没追上，延伸到符离集还是没追上，最后一直延伸到了濉溪口。这时候，民工们的鞋子已经全磨烂了。在此之前，这些青年农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支前让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七百多里，而且他们还要走回去。
被运到战场上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百姓们用最原始的石磨磨出来的。由于所需数量巨大，淮海战场周边各省的乡村里，妇女、儿童和老人点灯熬油，日夜不停地碾米磨面。妇女们还要为前线缝制军衣和军鞋，上百万双鞋出自不同女人之手，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各种各样的厚底大布鞋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军官兵手中，那些鞋帮上绣着鲜艳的花朵、鞋底上纳着“杀敌立功”字样的军鞋，让官兵们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穿，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还别在腰间。妇女们常常遇到紧急任务，比如突然要缝制几万顶军帽，说是前线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自愿参加解放军后要求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于是几十个村庄里油灯又是几夜未熄。
沉重的弹药把民工们的小推车压得吱扭扭地响。前线宁可吃不上饭，就怕弹药断了供应。后方人员筹集的炮弹、子弹、炸药、手榴弹和各种枪支，在各个转运站内堆积如山，等待装车的民工们排队排出去几十里地。一辆小车有时只能装两颗炮弹，但只要装上车，民工们就把它们当成宝贝，用自己的棉被和棉衣盖着，然后一路呵护，送到前线时尽管已经精疲力竭，还是不愿意走，非要看着自己运来的炮弹如何被推进炮膛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他们为能运上去一箱子弹或一箱手榴弹感到很自豪，对身边那些车上装着油盐蔬菜的民工说起话来很是骄傲，而那些民工们说，你那些是给老蒋吃的，我们这些是给咱大军吃的，谁也别饿肚子！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此前没有如此大规模战役供应的经验，但是，他们不缺乏动员群众的经验。动员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告诉百姓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中国的贫苦百姓也许和杜聿明一样，并不知道“四大家族”指的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村子里的地主恶霸是谁就足够了。他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那些欺压盘剥百姓的人威风扫地了，而且他们分到了世代梦想的土地。他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们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老蒋的军队确实不行了。很少有人意识到，有着支前经历的数以百万的农民，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宣传力量。当他们从战场上往回走的时候，见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一回到村里，支前民工个个都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会对村民们说：“‘人’是什么？就是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看见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
第十二兵团十一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军行所至，鸡犬为空”的模样。我那时还认为黄河改道冲洗，造成一片荒凉，再加上双方拉锯战，更使人烟稀少……这次我当了俘虏，被解放军由双堆集附近押送到临涣集集中，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四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军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民心所向是什么？
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是不横行乡里，不草菅人命，不横征暴敛，不贪赃枉法，不独裁专制。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是对于正在夺取政权，还是正在巩固政权的所有政治集团而言，这是必须牢记的。
一九四八年冬，在淮海战场上，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一个大缸里喝水，一个锅台上做饭，一张热炕上睡觉；老百姓则倾其所有，不畏战火，甚至不畏牺牲，心甘情愿地支持共产党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些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残酷战斗的子弟兵，更是与这片土地上最广大的贫苦百姓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山东来的支前民工回家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从徐州乘坐火车回去的。当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走进徐州城的时候，街道上挤满了欢送他们的解放军官兵。在中山路附近，街道中央矗立着一座“胜利门”，民工们兴奋地一一从门下通过。徐州市民看见不少民工身上穿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军的大衣，都说：“看这样子，‘中央军’真的完蛋了。”民工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他们高兴地说：“坐火车回家过年，多美！”“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任何欢乐。”
南京城里，“大人先生们一反往例，谁也不敢擅离职守去上海寻欢作乐，秦淮河歌声虽炽，但官僚们敛足不前。”
陈官庄包围圈里，每天至少需要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和其他各类物资一百六十吨。总计四百吨的数量，每天需出动飞机一百二十架次。国民党军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都不够用，还要租用美国人陈纳德开设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同时，必须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日夜不停地从各地向南京大校场机场运送物资。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后，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南京城上空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国民党军联合勤务部、空军和国防部第三、第四厅联合指挥，为空投陈官庄忙碌的人员达万人以上，动员规模在国民党军的空投史上尚无前例。蒋介石要求，必须把空投的数量和杜聿明实际接收的物资数量，每天列成详细的报表送到他的侍从室。但是，这两个总数总是无法吻合，无论蒋介石如何训斥，就是无法查明具体原因。
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的报告是：“陈官庄的骑兵变成步兵，马早已吃光了。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木桥和棺材也光了，大米猪肉无法煮熟，需要的是大饼和罐头，希望投大饼时用投物伞，免得碰到地面都成了碎末。陈官庄有大小两个投物场，投下物品时，部队、家属都抢，有的被物品压死，有的在争夺物品时相互对打，有的开冷枪射击。”为了把空投的大米猪肉改为大饼罐头，南京城内外，包括句容、汤山等地，凡是制作大饼和饼干的工厂和作坊被迫日夜生产。为了查清空投数量与杜聿明实际接收数量不符的真实原因，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蒋经国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查看。蒋经国从空中看下去，陈官庄简直就像个光怪陆离的大市场，到处是各色降落伞搭起的帐篷，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壕沟外围却是死寂一片。飞机在一千公尺的高度试着顺风空投，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物资能够落在陈官庄预定的空投场内，其余的都落到了壕沟外围。蒋经国让飞行员飞低一点再投一次，飞行员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很厉害，损失一架飞机，不知能顶多少麻袋大饼和饼干。
更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方要求他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
坊间流传，有人向美国政府吹风说，鉴于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应当迫使其交出手中的权力，或许可以重开国共之间的谈判。蒋介石一听到风声，立即派张群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探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推波助澜的角色登场了，这就是一直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桂系。白崇禧通电要求国共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建议邀请美、苏、英三国共同斡旋中国和平。副总统李宗仁接着提出，和平的前提之一是蒋介石下野。桂系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人心尽失，军事上已经山穷水尽，到桂系出马维持局面的时候了。况且，如果让毛泽东打过长江，不但蒋介石彻底完了，桂系也必定自身难保。白崇禧暗中指使心腹联络桂系旧部，并准备采购武器壮大力量，还派人到香港和上海秘密试探共产党方面对重开和谈的态度——桂系的和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在整备桂系军力后，加上蒋介石残存的力量，与共产党方面讨价还价，以争取桂系能够占据半壁江山的最好结果。
但是，实现和谈的首要的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因为不但蒋介石不肯和谈，共产党方面也不会与蒋介石和谈。
白崇禧找来了宋希濂，话说得开门见山：
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经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那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宋希濂十分惊讶白崇禧的无所顾忌和迫不及待。他答复白崇禧：一、从他和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上讲，这样做“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他是蒋介石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将领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崇禧劝说道，道义和军纪当然要考虑，“但目前要以顾全大局为主”，“不要过分从小节上考虑问题”。宋希濂提议，能否让民间民意机构出来表这个态？白崇禧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怕作用不大。”于是，宋希濂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果然，蒋介石很快就看到了由湖南省府主席程潜、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以及湖南、贵州、河南、广西、江西五省参议长领衔发布的通电：连年内战，民生凋敝。在东北、华北、徐州大战之余，正可凭长江天险，分兵据守，取得暂时休息整顿。现在人们厌战，群情思治。请总统暂时下野，稍事休息，由副总统代理总统职权，维持局势。俟大局稍有好转，再请总统复职。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陈官庄四周突然炮声隆隆。华东野战军前委命令：黄昏时刻，火炮齐射，每门火炮发射炮弹五枚。
炮弹从数百门火炮的炮膛里射出，骤雨般落在陈官庄狭窄的包围圈里，国民党守军在炮火中奔跑哀号，由于人员密集，瞬间被炸死炸伤的竟达三千多人。这是华东野战军官兵送给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的新年“礼物”。
此时，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犹如地狱。
在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荒凉原野上，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之外，还有从徐州逃出来的军阀、官僚、银行家和地主，以及被裹挟而出的教员、学生、工人、小贩、和尚、戏子和妓女。伤员们躺在用各色降落伞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呻吟，大量冻僵的尸体散落在他们四周。没有伤病但被饥饿折磨得神情恍惚的官兵到处搜寻可以吃的东西，附近的几个小村庄已经被反复洗劫了几遍，百姓不但粮食被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所有的家具、门框、房梁，甚至坟地里的尸骨，都被国民党军当柴禾烧了。村子里仅剩的一些妇女，无论年纪大小，无一能躲过国民党军的强奸。跟随杜聿明跑出来的铜山县长耿继勋到处乞讨，在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的时候自杀了。学生、教员、工人身上的东西被搜光后，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里，白天被驱赶到旷野上挖战壕和站岗，晚上被像囚犯一样被关起来。更悲惨的是那些女学生，大部分以“女护士”的名义被补进各军师团部，为了能够得到一点食物，她们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饥饿使所有的人变得疯狂。部队开始每天还能够领到几碗米，煮成粥的时候只见水不见米粒，但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领来的是一头毛驴，用枪打死之后，心肝肺肚放在两只大锅里煮，锅由军官亲自持枪把守，但还是没有煮烂就发生了混乱——士兵们为抢到一点肉而相互火拼。军阶稍微高一些的军官有大饼和罐头吃，因为空投场被他们派出的亲信用机枪严密封锁着。有个别空投袋落在了空投场外，士兵们相互争抢，有时打开来一看，是子弹，有时打开来一看，是些小菜瓜子，包装纸上写的字是“兵团司令部茶食”。更让士兵们愤怒的是，好容易抢来了一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土。也有抢到大饼的时候，但是，抢到者刚咬了一口，就被一颗子弹打倒了，开枪者跑上来接着咬，很快又被打倒了——“一张大饼要送十几条人命才啃得完”。专门接送负伤的国民党军将领的飞机只来过两架。第一架还未在临时机场降落的时候，负伤的将领们已经被担架抬到现场。飞机刚一降落，担架兵和卫兵急忙上去安排床铺，但是，华东野战军的炮弹飞过来了。国民党军的飞行员吓坏了，急忙起飞，结果只带走了两个担架兵和两个负伤将领的行李。第二架飞来的时候，飞机上装载着大量高级军官的家属捎来的东西和南京国防部犒劳军官们的物品，卸下这些东西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华东野战军的炮弹又飞来了，飞行员照例紧急起飞，飞机飞到空中的时候，人们发现腿部负伤的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双腿还悬挂在没有关上的机舱门口，直到飞机飞得很高了，陈辅汉晃荡的双腿才被飞机里的人拉进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陈毅和***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接近战场的一个名叫张菜园的村庄。前沿阵地上已经被官兵们装扮一新。树枝搭建的门上贴着各种战斗标语，坑道门口的上方挂着块匾额，上面写着“１９４９”的字样。陈毅和***不但要求检查备战、纪律和取暖，还特别要求讲究战壕卫生，要求官兵们认真刷牙。炊事班正忙成一团，他们要让官兵们吃上饺子，而且还有四菜一汤，菜都是荤的，牛肉、猪肉、鸡肉和羊肉都有。后方慰问的各种瓜子、糖果和香烟发下来了，会吸烟的官兵靠在战壕向阳的一面边晒太阳边吸烟，美滋滋地眯着眼睛。突然，传来了锣鼓声和喇叭声，文工团的同志们顺着战壕上来了，他们的到来让官兵们欢呼起来，演出立即开始。唱歌、说唱、快板，弦子拉得吱扭扭的，全是官兵们家乡的小曲。还有短剧，剧名叫《三班长》，演的就是刚刚立功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山东人，这个山东班长一个人抓了俘虏一百多。让官兵们感到新鲜的，是刚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剧团，他们也演出了一个短剧，剧名叫《包围圈里》，说的是陈官庄包围圈里的悲惨情景。新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有喊话的广播的唱歌的，有给敌人的前沿送馒头的，有用风筝送宣传单的，有在前沿插标语牌和贴漫画的，有送俘虏兵和家属进包围圈里劝降的，可谓天上地下，白天黑夜，四面八方。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有的纵队甚至为此在包围圈上开了个小口子，上面插的标语牌上写着：“这是生路！”还有不少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买东西吃，解放军官兵自信而骄傲地看着他们，并不加以阻拦，来去任他们自由，只清查一下人数就放行。华东野战军一位年轻的排长，觉得喊话撒传单不过瘾，竟然让国民党军投诚人员带路，亲自跑到敌人的战壕里当面做工作，很快，他就带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官兵回来了。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双方官兵相互来往，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有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待了几天后，又回到包围圈里去，他们立即被围起来问这问那：“那边不打人？”“有没有吃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天一黑，就有更大一群国民党军官兵跑了过来。一些解放军官兵趁机进入包围圈里，这些侦察人员或者在敌人的阵地上住几天后安全返回，或者干脆不返回而是潜伏下来。
大批官兵投诚，已经成为陈官庄包围圈里国民党军将领的一个巨大的心病。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接到报告说，早上的时候前沿阵地发现一头大肥猪，拉回来一看，大肥猪的肚子里放的全是“投诚证”。无法制止混乱的邱清泉说他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四墙如框，框里面是这棵树，也就是木，那么就是“困”了。于是，他命令立即把这棵树砍了。邱清泉的迷信在国民党军中很有名，当年他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的时候，曾找各种理由反复要求调离，原因是“商丘”与“伤邱”同音。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和第九军军长黄淑来到前沿。李弥对官兵们说：“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的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着吃了好了。”然后，他们把军官们集合起来训话，李弥语调低沉：“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十多天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到。现在补给虽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把武器带走，将来还要见面的。”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蒋介石请李宗仁和孙科等四十余名政府要员到总统府，征询人们对他下野的看法。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应该辞去总统职务。
那是一个令蒋介石心情灰暗的除夕夜，他的面前摆放着《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天一早将要在南京见报。这是一篇尽力为蒋介石摆脱尴尬，并扭捏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的文章。该文不知出自哪位幕僚之手，行文拖沓，颠三倒四，色厉内荏。
首先，表明蒋介石面对当前的军事失利“不胜其惭惶悚栗”：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然后，将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一方：
……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办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近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愿意实现和平，蒋介石不在乎“个人的进退出处”；而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打下去，南京政府有“决胜的把握”：……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等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们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发表了，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其文文锋犀利，观点鲜明，文风豪迈，风趣幽默
毛泽东开篇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内战爆发以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呼吁”明确表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喘息的机会，使已经受伤的野兽养好创伤，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毛泽东再次列举了一连串应对战争负责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名单，对国民党军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与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了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在新年献词的最后，毛泽东描绘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初，在黄淮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几十万解放军官兵等待着出击的战斗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