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卫东讲故事在厂里最有名气，比刘阿侃和金灿阳讲故事的水平高多了。不但小孩子爱听，连大人也喜欢听，陶玉也听过几次。

　　这段时间一入夜就下雨，厂里又没电影放，司徒卫东的寝室早早就来人等着他讲故事了。

　　司徒卫东这段时间讲了《一双绣花鞋》和《美丽的女郎可怕的骷髅》。

　　有时候讲完故事，司徒卫东摘下墙上的小黑板，叫小孩子用电筒照墙上，他表演手影戏。

　　这天讲完故事还给来听故事的小孩子出题，问他们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花重。

　　那些听故事的小孩子都说一斤铁肯定比一斤棉花重，这么简单的事还拿来懵人！

　　陶玉也认为一斤铁比一斤棉花重，但看着司徒卫东笑而不语，估计司徒卫东有弄耸（捉弄）人的意思。

　　听故事的小孩回去问了大人，才明白了一斤铁和一斤棉花谁轻谁重怎么回事。

　　第二天司徒卫东讲完故事，又出题——一家三兄弟分七头牛，还要整个分。

　　听故事的小孩子扳着指头分，拿粉笔地下写算式，都无果，司徒卫东就窃笑。

　　小孩子们以为他又在弄松人，起哄不算了。想到这些陶玉就想笑。

　　这天晚上快九点了，陶玉已经给家人准备好了洗脚水，没见人回来。

　　陶玉出门找大妹小妹回家洗脸洗脚，督促她们上床睡觉。

　　灯光球场的灯没打开，家属区的大路边的电线杆的路灯下，有几个男孩子在玩藏猫猫。

　　不见大妹和小妹，陶玉估计她们很可能又在司徒卫东那听他讲故事。

　　司徒卫东的宿舍门半开着，陶玉推开门，见一帮小孩子在听司徒卫东讲故事，大妹和小妹都在，魏妮娜和杜妮娅也在。

　　陶玉的到来似乎打扰了她们的好事，都向她投来嫌恶的目光。

　　司徒卫东见陶玉进来，并没有显示出不高兴，叫陶玉找地方坐下。

　　他说讲故事的时候不喜欢有谁比他高，就好比上课的时候老师站讲台上。

　　为什么要修讲台呢？

　　就是要老师站上去，学生不能比老师高。

　　把大家说得哈哈笑，都嫌司徒卫东啰嗦，催他快点接着讲。

　　司徒卫东指了地方叫陶玉坐下，开始讲“虎生三子必有一彪”的故事。

　　墙上小黑板上画了一只大老虎，三只小老虎，那三只小老虎有一只是用红粉笔画的，那红老虎就是“彪”。

　　这彪的老虎妈妈如果不在场，它就会吃掉另外两只小老虎。

　　黑板上还画了一座桥、一条河。

　　司徒卫东问大家，老虎妈妈一次只能带两只小老虎过，怎么样才能不让彪吃了另外两只老虎。

　　陶玉觉得有意思，想了一阵没有结果。听故事的都没有想出答案，就连杜妮娅和魏妮娜这样的高中生都没有想出来。

　　叽叽喳喳议论了一阵子也没有结果。司徒卫东叫大家回去想，想好了明天再告诉答案。

　　司徒卫东接着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强调这故事有点吓人，说谁害怕就先离开，免得吓着了。

　　有听故事的小孩子嘘他，叫他别啰嗦，少卖关子，快点讲。

　　见没有人走，司徒卫东装模作样，要人给他往茶杯里掺水。

　　二囡急着想听故事叫杜妮娅给司徒卫东的茶杯里掺水。

　　司徒卫东指了指温水瓶，杜妮娅不干。

　　司徒卫东叫魏妮娜去给他掺水，魏妮娜也不干。

　　杜妮娅和魏妮娜认为这给人掺水是下贱的事，是司徒卫东在耍弄人。

　　陶玉也想听故事，给司徒卫东茶杯里续满开水，还把杯子给司徒卫东送到手上。

　　司徒卫东满意地笑了，咳咳两声，开始讲他的“有点吓人”的故事：

　　司徒卫东有个朋友，在重庆那个方向的一个国营大厂上班。

　　那厂子弟学校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加之口无遮拦，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被打成现行***，剃光头，反捆手，挂牌游街示众。

　　这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性情高傲，不服气，到处伸冤告状，结果被打死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尸体摆在那教室地上没人过问，高度腐烂，尸水流了一屋子，隔老远就能闻到尸臭。

　　好在因为搞运动，学校没人上课，有人迫不得已要走学校跟前过，也都尽量离那间教室远点。

　　原本漂亮的躯体上长满了蛆，那些蛆长得又肥又大，一个个都有小指头那么粗，那些蛆爬满了教室，又从教室的门窗缝里往外爬。

　　一个夏天，加上一个秋天，那些蛆把那老师肚子里的内脏、脑子里的脑髓还有身上、腿上、胳膊上的肉，就连身上的皮都吃光了。

　　那些蛆吃完这些，没吃的就把那老师的衣服裤子都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了一具白骨在那教室里。

　　学校没上课，教室和校园都荒废，校园里杂草丛生，校舍破败，了无生气，一到晚上更加凄凉。

　　漂亮女教师被打死后，就有人反映，半夜三更经常听到那教室里有女人嘤嘤的哭泣声。

　　到下半夜还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其声极其骇人。

　　司徒卫东的朋友年纪比较小，但爱和厂里的那些造反派在一起混。

　　有一天，几个厂里的造反派夜里喝酒喝高兴了，就打赌，看谁胆大，敢带头到那个有鬼的教室里去看个究竟。

　　有一个造反派的头目，这人平时做事张杨，天不怕地不怕，人称“天棒”。

　　他嘲笑那些一起喝酒的人胆小，要带头前往学校那闹鬼的教室去。

　　一行十几个人，拿着枪，打着手电筒，咋咋呼呼的就往学校去。

　　那个造反派头头走在前面，打着手电筒，端着上满了子弹的冲锋枪。

　　越接近那间闹鬼的教室，那些人越安静，不像刚出发时候那么大声武气的了，到了接近那闹鬼的教室门口的时候基本是鸦雀无声了。

　　估计那个造反派头头还是有点害怕，但为保面子，借着酒胆走在到最前面。

　　一行人到了闹鬼教室门口时，原来跟得很近的人已经拉开了距离，司徒卫东的朋友走在末尾。

　　那造反派头头，一脚把闹鬼的教室的门踢开，就往要往里边去。

　　突然，那造反派头头大叫起来。

　　司徒卫东的朋友说他一辈子都没听见过那么骇人的叫声，然后听见一阵冲锋枪的哆、哆、哆的扫射，跟在那造反派头头后面的人回身拔腿就跑。

　　司徒卫东的朋友也恨不得立刻长出八条腿来，掉转头，拔腿就跑了。

　　第二天有人发现那造反派头头躲在厂家属区一栋房子的墙脚，失魂落魄，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一样大——疯了。

　　事发几天后，造反派集结大队人马，白天去看现场。

　　现场门口一把冲锋枪扔在地上，手电筒扔在教室的里，还亮着，门口满地都是子弹壳，教室的桌子，墙上有许多弹孔，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状况。

　　医院来人，喷雾器喷药水消毒，造反派叫厂里的牛鬼蛇神拉来生石灰，撒在冤死女教师的骸骨上，清理干净。

　　以后那学校，那教室再也没发生什么闹鬼的事了。

　　过后那造反派头头见到人就拉着说：舌头、舌头……要不是就说：眼睛、眼睛。时间一长，更没人形了……

　　故事刚讲完，司徒卫东把电灯的拉线开关一拉，屋子里一片漆黑——鸦雀无声。

　　司徒卫东把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从自己的下巴往上照，瞪大眼睛，伸长舌头，嘴里还呜呜有声，起身作要抓人而食的动作。

　　吓得听故事的小孩子叽哇乱叫，一哄而逃，逃远了一齐叫：

　　“司卫东，吹牛打屁虫，打屁声响嗡嗡嗡，价天响，震地动，老婆揪住不敢动……”

　　陶玉坐在角落不知所措。

　　司徒卫东开灯，见陶玉看着他笑，以为把陶玉给吓着了，拍拍陶玉的肩膀，拉陶玉的胳膊。

　　司徒卫东的手刚触到陶玉的胳膊，陶玉“啊”了一声，站起来。

　　司徒卫东反被陶玉吓一跳。

　　“呃哟，个子还蛮高的嘛，刚来的时候好像没这么高。才来几年，这个头好像又长了！”

　　司徒卫东把手掌平放在自己的头上，又向陶玉的头上比了一下说：

　　“这么高的个子不打篮球可惜了。厂里女子篮球队正愁没人呢，你来篮球队打球好啦！”

　　“我不会打篮球。”陶玉说，还在回味在刚才的故事。

　　“那你有什么特长？”司徒卫东问。

　　“嗯。没什么特长。”陶玉想了一下说，“做饭炒菜，干家务事还可以。”

　　“这个不算特长。特长是专指琴棋书画，懂音乐，打体育，还有唱歌跳舞、打快板、说相声。”司徒卫东说道。

　　这话一出陶玉无语了。

　　司徒卫东说：“你就发挥一下你的特长。给我打扫一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司徒卫东四处指了几下，只想调侃一下陶玉，并不指望她真干。

　　“我最看不惯谁家乱七八糟，像狗窝一样！”陶玉说完，觉得狗窝的比喻不当，冲司徒卫东歉意地笑一下，拿了扫把扫完地，要了抹布到外面自来水龙头上，洗了抹布。

　　陶玉先擦干净写字台，见写字台上面的瓶子都落了灰尘，把瓶子一个个挨着擦干净，把那些擦干净的瓶子，像排队一样，按高矮，依次靠窗台的墙边排整齐——这是陶玉的习惯，家里的瓶瓶罐罐都要按大小排好。

　　司徒卫东感觉有意思，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墨水瓶，说它最矮，应该排在末尾，把墨水瓶放到最后。

　　陶玉看着笑了，问拖帕在哪里，要给他拖地。

　　看陶玉这么诚心，要给他搞大扫除的意思，有些过意不去，司徒卫东说没有拖帕，叫陶玉歇着了。

　　陶玉问司徒卫东什么时候还讲故事。

　　司徒卫东说：“你来我就讲，有故事我给你存着。不过，我这家务事你得帮我干干。这帮小姑娘、小赤佬，闹喳喳，没个稳当的，弄一地瓜子皮，听完故事还得我来打扫卫生。”

　　“就你这点活，一会就干了，别当回事！”陶玉爽快答应。

　　“那倒是，看你干活真麻利。不过你这个头不打篮球可惜了！刚来的时候可没现在高，这几年又长个子了。”司徒卫东建议她星期一下午两点来球场练球。

　　经常看篮球比赛，看别人玩得欢，早就想试着玩玩，可一直没机会，陶玉满口答应。

　　司徒卫东给她解释什么是抢球，运球，投球，比试给陶玉看什么是站位，抢位，补位，卡位，怎样做假动作带球过人等。

　　讲了一阵子，陶玉似懂非懂，司徒卫东只好作罢。

　　司徒卫东说，熟能生巧，打球全靠自己练习，有空就教她，待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加入厂篮球队就有专门的教练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