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爱东他爸说过，钳子、螺丝刀都属于生产资料，按**主义所有制原则都应该是公有。

　　生产队给侯爱东和唐勇新置办了锄头、镰刀、粪桶、扁担这些干农活的家什。

　　侯爱东想，这些东西应该算是生产资料了，可生产队长没说清楚粪桶、锄头这些家什算是公有还是私有！

　　生产队长估计也是党员，这么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不说清楚，如果私人占有了公有的生产资料，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哪怕一根针都应该弄清楚是公有还是私有，这是原则问题。

　　以前铜分厂发生过的一件事：车间支部负责人，把团费多揣了几天，没及时上交，被与他有矛盾的人揭发，说他贪污团费，还别贴大字报。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厂人都知道，虽没受处分，可作了检讨，检讨书贴在大食堂门口。这事闹得那人非常没面子，车间负责人也被撸掉，到矿区下洞劳动。

　　生产队给侯爱东和唐勇新置办了锄头、镰刀、粪桶、扁担这些干农活的家什。

　　侯爱东想，这些东西应该算是生产资料了，可生产队长没说清楚粪桶、锄头这些家什算是公有还是私有！

　　这么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不说清楚，如果私人占有了公家的东西，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哪怕一根针都应该弄清楚是公有还是私有，这是原则问题！

　　侯爱东又想起铜分厂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有一年，财务科年终对账，少了一分钱！

　　这可把财务科那些人吓坏了，加班加点查账，还是找不出来那一分钱是怎么少的！

　　还是省局派了高级会计师亲自来查，才把那怎么少的一分钱查出来。财务科那些人好像逃过一次大劫，一块石头落了地！

　　阿弥陀佛，可以安安生生过日子了。

　　这粪桶、锄头、镰刀、扁担可远远不止一分钱呀！这事弄不好就要犯大错误的！

　　侯爱东有点困惑，有点担心，问唐勇，唐勇也搞不清楚这些干活的家什属于公有，还是拿给知青当私有。

　　不过唐勇提了好建议：这些干农活的家什又不是啥值钱的好东西，也不能吃，不能穿，不往家拿，尽管用，愿公有就公有，愿私有就私有。

　　侯爱东听唐勇这话有道理，心里踏实多了，想起他二哥的同学陶建国知识面比较广，打算遇到他，向他请教。

　　侯爱东和唐勇以为贫下中农是榜样，贫下中农是模范，一定了不起，但现实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这些个社员干活爱凑一块，喜欢说笑话，逗乐子，还尽带“荤”的。

　　开得玩笑非常过分。

　　唐勇和侯爱东觉得不可思议，男女间居然可以开这些玩笑？

　　干活前说笑打闹一阵子，玩闹够了，生产队长才叫大家干活。

　　干一会又仨俩一块拄着锄头聊天，好像有说不完的笑话，有说不完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

　　干完活就点名计工分。第一次看着本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记了工分。

　　侯爱东和唐勇有志得意满的感觉——这辈子掌握了生产资料，还第一次挣工分了！

　　令俩人可气的是，不论男女，年龄大小，都把侯爱东称老侯，唐勇称老唐。

　　俩人认为自己还是小孩子，怎么到这就老唐、老侯地叫了呢？

　　小孩子叫老唐、老侯还勉强可以理解，可五六十岁的老人也老侯、老唐地叫他俩。

　　为了不吃亏，见了同龄和比自己小的社员，也把他们老李、老张、老王地叫。

　　可这样叫，他们并不生气，好像还挺高兴。

　　没几天，这生产队的那两个省城来的老知青回来，四个人一个锅做饭炒菜吃。

　　那两个省城来来的老知青，见农民给的柴火差不多要烧完了。吃完晚饭，他俩叫唐勇和侯爱东今天晚上一起去跳“丰收舞”。

　　夜深了，那俩老知青拿了手电筒，叫侯爱东和唐勇背背篼跟着他们。走机耕道，绕田埂路，走了一阵，看见前面一家农户。

　　老知青关了手电，叫大家小声点，观察这家灯还亮着没有，有没有狗。

　　远处有狗叫，近处很安静。

　　不敢冲正门去，到房子后面，后面有个牛棚，里面有头大水牛，呼哧呼哧出气。

　　一个老知青挨个拔那棚的柱子，有一根碗口粗的柱子有些活动，他小声叫唐勇和侯爱东过去，三人一齐用力，把那柱子卸了下来。牛棚顶有些倾斜，但没垮掉。

　　那老知青叫唐勇先把那柱子扛了先回去。

　　侯爱东和唐勇害怕，心跳得咚咚响，但又想笑。唐勇扛了那牛棚柱子，先回去了。

　　两个老知青又带侯爱东上了公路，走了一段，路上没有人，看路边有一人家用旧脸盆扣的大煤饼，两个老知青一人搬了一块大煤饼放侯爱东的背篼里，叫他也先回去。

　　侯爱东背着煤饼回去，堂屋的煤油灯亮着，唐勇见侯爱东回来，俩人都笑。过了一个多小时，两个老知青还没回来，侯爱东哈欠连天，刚想上床睡，那俩老知青回来了，每人手里都拎着一只鸡。

　　进屋就叫赶快烧水，要炖鸡打牙祭。烧水，杀鸡，煺毛，开膛破肚。两只鸡不是很大，都给炖了。

　　四个人把两只鸡都给吃了，连鸡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一天到晚总是打毛线的副队长的老婆，都叫她“徐二娘”。

　　侯爱东和唐勇早晨刚起床，徐二娘来报，说隔壁生产队的人来找他家的鸡，怀疑是知青给偷了，来问我们队的知青住什么地方呢！

　　四人一听，立马开溜。侯爱东顺山边小路，绕了一大圈，到了公路，奔侯爱泽生产队去了。

　　唐勇也溜到他姐姐生产队去了。

　　侯爱东躲到侯爱泽那几天，天天给侯爱泽烧火做饭，侯爱泽把侯爱东呼来唤去，当勤务兵一样使用。

　　那鸡也不是他偷的，只是饱了口福，吃了几块鸡肉，喝了几口鸡汤而已，侯爱东无数次地在心里为自己辩解。半个月，估计风声差不多也过了，侯爱东找到唐勇，准备一块悄悄溜回生产队。

　　侯爱东只知道自己下的是红旗公社，但记不住自己是几大队几小队。不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问唐勇，唐勇也不记得。好在记得房后面小山上一个巨大的岩石叫鸡心包，问路就问到鸡心包那个生产队路怎么走。

　　侯爱东和唐勇战战兢兢，东瞧西望溜回生产队，到徐二娘家，打听那“偷鸡案”的后续情况。

　　情况并不像他俩想象的那么严重，徐二娘说那俩老知青经常干偷鸡摸狗的事，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徐二娘帮他们分析，他们住的房堂屋没门，估计那天晚上吐地下的鸡骨头都被狗吃得干干净净，退的鸡毛是扔在房前面的田里的，来找鸡的可能发现了那堆鸡毛，无法断定那些鸡毛就是他家鸡的毛。

　　还有人给侯爱东和唐勇说，他们看见来寻鸡的人揭开锅，隔壁生产队找鸡的人，闻了锅里还有鸡味道，扯起嗓子，日妈捣娘骂骂一阵子，过后那寻鸡的人再也没来过。

　　徐二娘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打毛线，不知道她晚上睡着了还打毛线不，吃饭拉屎停不停手。徐二娘拽了一下毛线，线球在她两腿间滚了几圈，说：

　　“韩老四是高干子弟，你们才来，不晓得，哪个都不敢惹他，凶的很，经常打锤（打架），生产队、公社的人、连街上的人都虚（怕）他。哪个矮点的叫曹和平，是个耍娃，东耍西耍，不多于干活。”

　　末了，徐二娘叮嘱他俩千万不要把这些话翻给韩老四和曹和平听。

　　听了徐二娘的一席话，侯爱泽和唐勇都一块石头落地了，才知道两个老知青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