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76号特务活动疯狂扩张,人事增多,接着又增添了四个处,发展到八处四室。
增加的四个处为:机要处,处长傅也文,副处长钱新民;总务处,处长叶耀先,副处长孙时霖;情报处,处长唐克明,副处长王道生;电务处,处长晋辉,副处长先后有余玠、这人还先后担任过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
蒲素现在的“军统上级”陈功书,将要给蒲素安排的位置极有可能就是机要处。如果不是这里,就只能是情报处,也只有这两个部门跟他的翻译身份最为对口。
四室则为:督察室,主任杨杰、,副主任王佩文;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副主任季庆仁;审讯室,主任汪瀚章、;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副主任岳光烈。
此外,76号还设有修械所、看守所、招待所、警官训练班、警犬训练班、女特务训练班等附属机构。
这些看似繁缛的部门之间,其实内部分工十分明确,都有着相对应的具体职能:
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主要负责对付军统。
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负责对付中统;内部附设CP股对付共产党和新四军。
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对付忠义救国军。
第四处,处长潘达,对付租界。
机要处,处长傅也文,亦是李土群的妹夫,管人事、文书、档案、收发等。
总务处,处长叶耀先,他是李土群的小舅子,管事务、财务、会计。
电务处,处长晋辉,他是被俘军统电台负责人,管电台、电报收发。
情报处,处长唐惠民,管情报收集、编审、指导。
……
起先,对于76号的成立,各方面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事实上没用多久,这帮由散兵游勇以及变节分子组成的特务机构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积极抗日。除了少部分是军统、中统以及中共的职业抗日分子,其他百姓也可以说个个都业余抗日。
当时的社会舆论,全上海的报纸都把矛头指向汪未经。没有一张报纸、一家舆论对他的卖国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统统都是口诛笔伐,让他狼狈不堪。
而且汪未经那边吸收的行动人员只要到了租界,往往很快就丢了性命。各个行动队和锄奸团起初的刺杀行动非常活跃。
于是汪未经那边后续在展开行动时,就非常看重76号的枪手,对异几的人,就是用一个“杀”字。
那段时期,上海天天有暗杀事件,有时候一天数起,首当其冲的暗杀地区就是租界。双方都在租界内极尽所能的绞杀对方。
只是随着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失利,留在上海进行破坏的抗日组织,也只能转为地下。
有着日本占领军支持的特务机关76号,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上风。
另外租界当局在其辖区内发生暗杀事件后,也不可避免要遭受日本军方的讥难和追责。
日方会勒令租界交出凶手,限定日期破案。否则就威胁他们,将派遣兵力入驻租界以保护自身权益……
作为东亚新兴军事帝国的日本,此时面对英美法这些老牌世界列强,因为军事上连战连胜,展示出了无比的自信。在上海,时刻对租界施加着强大压力。
此前在郊区被76号枪毙的潜伏组组长何国度,就是公共租界迫于压力交出去的。
更令国民政府愤怒的是,为了自保,公共租界还曾经在外白渡桥上,把刺杀日本人后在租界落网的军统行动组队员,引渡给日本军方。
相比之下,法租界自从成立始和公共租界相比,就更加独立。加上界域不和虹口接壤,中间有公共租界缓冲,情况好了很多。
……
晚上蒲素和老任见面时,老任说他接到了一个护卫请求。
这时的76号一方面开出上百人的黑名单,一方面派人利诱黑名单上的人。
其中有不少胆怯的上了钩,或者是避到内地去,不上钩的人就在枪杀之列。
还有许多被76号暗杀的人,根本不是党政军界的人员,仅仅是报社里的记者。上海报纸的立场,始终站在反日反汪的态度上。只不过大的报社有报格,有些态度的表达就不是那么过瘾。
到是几份下午四点以后出版的晚报,里面的新闻,不光标题刺激,而且内容辛辣,上海因此还创出了一句俗语:“夜饭吃饱,快买夜报。”
在汪未经紧锣密鼓准备登场的时期,各报纸对汪派人物攻击的非常厉害,抖落出了很多丑闻,所以汪未经那边就恨之入骨。
76号里的“神枪手”成了伪政府的开路先锋。他们起初的暗杀对象,是以国民党内没有撤退的人员为对象。只是最近开始,枪口就指向了新闻界的人物。
汪未经手下这帮特务,手段实在也算的上灵活。黑名单列出来并不保密,而是直接派给名单上的人看,目的自然是让他们自己衡量。
所以这份名单传播的很快,包括一些报馆都在名单上。于是大家都提高警惕,在报馆门口构筑防卫,堆上沙袋,深沟高垒,有的还装上大铁门和铁丝网,如临大敌,日夜派人看守。
只不过这种防卫,就算防的了报馆的安全,那些新闻记者却是保护不了的。哪怕这些新闻记者带着铺盖睡在报馆里,他们的家眷也早被76号调查的清清楚楚,所以76号的这份名单,对各界的心理震慑非常大。
老任在法租界是有点名气的。平时为人虽然不跋扈,却也算的是招摇,尤其喜欢要个面子。所以几家报馆托到他这里,请求租界巡捕是不是能加强安保防卫。
法租界公董局这时候已经自身难保,这样的浑水自然不愿趟。
而且理由上也讲得通。他们表示如果在法租界上发生了案子,他们必然追查到底,但是事前保护属于无稽之谈,巡捕房没有这样的服务。
巡捕房这里虽没了办法。但那些新闻业者知道老任和白俄有些交情,于是便退而求其次,想让老任出面找一些白俄充当保镖,给他们提供保护。
老任说完之后,蒲素想了想,问他都有哪些报馆。
他很清楚,对于抗日事业来说,一张报纸的威力不比一只军队要差了多少。
报纸上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民意。民众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报社的影响非常重大。
沦陷区以及租界内数百万民众,大多数都只能在报纸上了解局势。
如果向老任发起求助的确实都是些进步报馆,他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