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其实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长的万历皇帝，他实际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为弱势方的私心。

　　倘或用现代人的话语去阐述，“弱者的私心”更具体得来说，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钧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个体，因此他心态平和，将身边每一个人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发现任何一点儿“利君不利己”的牺牲奉献行为都无比珍惜。

　　即使郑贵妃因此认为他压根不像个皇帝，朱翊钧在这一点上也绝不双标，他在现代作为普通人时就反对“君为臣纲”，现下真正地成为了皇帝，他还是反对“君为臣纲”。

　　朱翊钧比较赞赏的是一种各人理性自利后自然产生的利益制衡体制，毕竟现实主义培养温情，理想主义助长仇恨，崇祯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则当真能束缚人性中的自私与自利，于是一旦有所失望，就会本能地对臣下滋生出一种怨毒的恨意，最终造成众叛亲离、反噬自身。

　　而朱翊钧对人性中迎难而上的期望值就没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这么高，非要让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钧肯定不会死得那么干脆。

　　但倘或是朱翊钧穿越遇到了以身殉主的王承恩呢，他肯定会反过来劝王承恩再考虑考虑，人人生而平等，一个人没必要因为一时当了奴才就非要遵循某种教条去为另一个人寻死。

　　所以现在的朱翊钧陡然看见一面求饶一面试图撂挑子的郑国泰，内心也并不觉得遭到了背叛，他自己在现代当研究生的时候还有不想给导师干活的念头呢，何况眼下他作为皇帝，对郑国泰为所欲为的权力，比二零二零年的导师对研究生要大得多了。

　　不过朱翊钧面上还是努力维持一派漠然神色，他低头看着郑国泰微微起伏的背脊，只是再次挥手让翊坤宫的宫人退下，并没有让郑国泰起身，因为他想弄清楚，这其中究竟突然出现了甚么样的利害关系，能让郑国泰转瞬间态度大变。

　　郑贵妃似乎看出朱翊钧的打算，首先开口打圆场道，

　　“快起来，快起来，有甚么事就好好说嘛，你这又哭又闹的，给宫人看了笑话倒无所谓，弄得好像皇上在刻意刁难我们郑家一样，像甚么话嘛！”

　　郑贵妃两句话不到，便话锋一转，笃笃定定地勾出她先前就埋伏好的考量，

　　“这漕运改海运的差事，又不是独你一人担着，有甚么了不得的大事，先同永年伯和武清侯商量了再来叨扰皇上也不迟，总是这么忙乱乱得一惊一乍，倘或真传扬出去，明儿科道官肯定又要上奏疏了，你无官无衔的能不当回事儿，把三哥儿和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

　　朱翊钧在旁边听着郑贵妃一套又一套地为郑国泰开脱，不禁心想，这女人一生了儿子可真了不得，原本是男女平等的境况，偏她们一生了儿子就恰似成了所有男性的“生物母亲”，一开口就自带蜂后气场，国家大事三言两语地就能被她们说成一家之事。

　　再英勇的雄蜂在她们眼里也不过只剩“伴侣”和“孩子”这两个身份，男人在她们那里再计较一个社会身份就是在欺负她们，郑贵妃的话里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左右倒右手地绕来绕去挣那么一点钱，最后不管是花钱的还是丢面儿的都是自己家里人，何必闹得如此大动干戈？

　　被郑贵妃那么似骂实讽地一宽慰，郑国泰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头还是不敢抬，声音却比方才风风火火地进殿一跪时镇静了一些，

　　“此事事关今明两岁京师白粮供给，臣唯恐上下推脱，贻误要事，故而未得与永年伯与武清侯商议，便先自作主张，孤身前来禀明皇上。”

　　朱翊钧微微偏过头，目光不自觉地落在那盘被郑贵妃吃过一块的十孔莲藕上。

　　观察郑国泰的言语神态，恐怕其言不虚，若是事关京城的漕运出了大问题，第一个被波及的并非是用作京官俸禄的白粮，而是各个地方通过内河水路运输给宫中的贡品。

　　即使自己像原本的万历皇帝一样不上朝，把实际事务都丢给底下人，但是宫中的贡品一断，自己肯定立刻会有所感知。

　　京官俸禄尚且能到处腾挪拆借，可这贡品却是丝毫打不得折扣，正因如此，郑国泰才分毫不敢怠慢，刚一发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向自己禀报。

　　却不是因为自己比万历皇帝更加知人善用，而是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封建体制致使郑国泰害怕后续窟窿他一个人堵不上，干脆把责任原封不动地推还给自己。

　　“漕运出的大事无非也就那几桩。”

　　朱翊钧转回头，波澜不惊地开口道，

　　“甚么事能教你这般紧张？”

　　郑国泰忙又叩头道，

　　“皇上，不好了，臣听说，那大运河上的百万漕工要纠集生乱了！”

　　此言一出，朱翊钧却不意外，倒是郑贵妃蓦地一惊，

　　“此话当真？”

　　郑国泰的声音中又带上了些许哽咽，

　　“千真万确！”

　　朱翊钧觉得郑国泰的用词有些蹊跷，他用“生乱”不用“造反”，明显是意带维护，古人总是将“百姓纠集”和“意图造反”粗暴划等号的，郑国泰如果想把责任推到“刁民”头上，一句“造反”就足以解决他目前面临的一切困难。

　　可是以史书对郑国泰的记载，以及朱翊钧自己同郑国泰接触下来的感受来看，郑国泰并非是那种救万民于水火的热血青年，他何苦冒着“乱中生变”的风险，在皇帝面前回护那些漕工呢？

　　思及至此，朱翊钧的语气中不由带上了一层疑虑，

　　“听说的？你听谁说的？漕工若要纠集生乱，朕怎不见有司上疏？难道内阁与司礼监现今竟如此大胆，这等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也敢欺瞒于朕？”

　　郑国泰忙应道，

　　“皇上明鉴，此事恐怕地方有司尚且不知，实无上下其手，欺上瞒下之举，至于东厂动向，臣不敢妄自猜测，以臣自身而论，这漕工预谋纠集的消息，臣是从那位注资轮船招商局的晋商那里得知的。”

　　朱翊钧这下是真的有点儿惊讶，这按理说，八大皇商在万历朝的势力应该还没那么神通广大啊，

　　“晋商？你是说范明？”

　　郑国泰回道，

　　“确是此人。”

　　朱翊钧追问道，

　　“那他又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呢？”

　　郑国泰道，

　　“他们晋商要做茶叶生意，每年都要从福建武夷山购茶运至罗刹国恰克图，这一路过去，汉口以南皆靠船运，长年累月下来，晋商便与运河漕帮勾连相交，彼此亲厚。”

　　朱翊钧奇道，

　　“朕原只听潞王说漕口盘根错节，多按地区营卫划分成‘帮’，不想晋商竟也牵涉其中。”

　　郑国泰为佐证自己所言句句属实，连忙解释道，

　　“是，是，商船其实最怕遇上漕帮，若是不与漕帮交好，那这水运一路，则处处可为漕口敲诈勒索，臣曾听那范明所述漕帮种种不法之事，他们有的会用漕船故意撞上商船，然后就说商船毁坏朝廷的官产，要求赔偿，还有的会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商船偷盗漕米。”

　　“最肆无忌惮的，还敢仗着人多势众，驾着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阻拦河道，公然向商船讨要‘买路钱’，因此晋商只要继续想用水路运输商货，则必然时时留心漕路所涉人事的风吹草动，片刻轻忽不得。”

　　朱翊钧内心感叹，难怪自己在现代的时候总是听到政府一再强调，领导工作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果然罢，封建特务统治不得长久，再建十个东厂，再招收十万太监，也不及一个深入基层的范明，也怪不得八大皇商待皇太极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向满清表忠心去了，人家从一开始走的就是群众路线，群众都知道大明已经日薄西山了，就崇祯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幻想着重振朝纲呢。

　　晋商真无愧是明清两朝最接近现代经济形态的商人集团，早在资本主义兴风作浪前的万历年间就参透了“资本无国界”的道理，倘或满清不是个与朱明半斤八两的封建政权，八大皇商的那一把说不定还真是赌赢成了大资本家了。

　　“你先起来坐下罢。”

　　朱翊钧深度展现了一个现代领导重视基层意见的优良作风，

　　“这漕工纠集，总有缘由，你可知此事事起何处？”

　　郑国泰慢慢站起身来，郑贵妃顿时松了一口气，她掏出帕子，一面给郑国泰拭面，一面安顿郑国泰坐下，看上去既是心疼自己兄弟，又是唯恐御前失仪的罪过落到郑国泰头上。

　　郑国泰的一张俊脸依然是好看得无懈可击，即使眼泪鼻涕一大把，也不妨碍他那脸上一塌糊涂得好看，

　　“臣听那范明说，是因为漕工们听说了朝廷改革马政，马户们都能投票选吏，又因觉得漕运改海运甚是不公，于是想纠集起来反对开海。”

　　郑国泰的眼睛被帕子擦得红红的，

　　“皇上，臣这差事委实没法儿干了，再干下去，延误了京运白粮的运送，那臣的罪过可就大了！”

　　郑贵妃也替郑国泰着急，但她是领教过朱翊钧当初开海时的决心的，于是闻言忙周旋道，

　　“虽说此事关系不小，却也不是你一人说不干就不干的，怎么说也该先知会永年伯和武清侯一声，皇上日理万机，难道就偏照顾你一人独享清闲？”

　　朱翊钧不管郑家兄妹如何担惊受怕，搪拖塞责，只是兀自稳定心神，认真问道，

　　“这百万漕工的诉求，就只是让朝廷停罢海运？”

　　郑国泰吸着鼻子点头道，

　　“都是打着要与马户同工同权的旗号，这群刁民，竟是半点不能体恤皇上苦心。”

　　朱翊钧相当灵醒，一听之下就抓住了郑国泰话中那藏头露尾的重点，

　　“朕的苦心？你的意思是，那漕工也想像马户一样投票？”

　　这回郑国泰便只是点头，不敢再说话了。

　　朱翊钧这下明白为何郑国泰方才只说“纠集生乱”，不道“纠集造反”了，这投票的主意是他这个皇帝提出的，倘或漕工要求票选是“造反”，那将他这个皇帝的颜面又置于何地呢？

　　“这诉求很正当嘛。”

　　既然郑国泰没说“造反”，朱翊钧当然也不会硬要定性成“造反”，郑国泰说“造反”后头还可以翻案，他要一说“造反”，那铁定就是要出动官军镇压漕工了，他朱翊钧还没那么无耻，自己制定的政策刚刚出现了一点儿偏差，就把罪过都推到无辜百姓身上，

　　“这个漕工要求投票，朕是绝对赞成的，你怕漕工纠集生乱，朕不怕，别说百万漕工，就是来他个千万朕也不怕，你觉得这个漕工得了选票就能把天翻过来，朕看着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朕记得天顺、成化年间，湖广山区那儿有两个流民，一个叫刘通，一个叫李原，家乡闹灾活不下去了，就跑到山里靠垦荒开矿生存活命，但当时湖广一带设有山禁，不许逃来灾民入山，当地的小吏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接到命令就强迫人家搬家。”

　　“刘通和李原占着的那个山头的农民就说了，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知县老爷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为了反对官府封山，刘通和李原自封为王，从湖广一个山头领着一群灾民一路打到汉中。”

　　“当然后来刘通和李原还是被俘杀了，他们确实是该杀的，都弄成造反了嘛，不杀说不过去，不过从结果上来说，灾民还是胜利了，刘通和李原伏法之后，宪宗皇帝不但收回了封山令，而且还下旨在荆襄山区设立郧阳府，增置竹溪、郧西等七县，朝廷给那些跟着刘通、李原的灾民好好地做了安排，允许那些灾民开垦荒地，成为合法编户良民，于是事情就解决了。”

　　“这样的情况在本朝历史上还真不少，因为朝廷里总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不去解决百姓问题，总是混淆是非，把百姓的合理诉求看作是无理取闹，非要迫使人家‘揭竿而起’，真成了刁民反贼，坐实了这些人的偏见，这些人就心满意足了。”

　　“朕是不信我大明百姓里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反贼’的，只有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才会把百姓当作囚犯来管理，朕是很相信老百姓的，你方才话里话外，就是觉得百万漕工一旦得了选票，一定都会对海运投反对票，朕不这么觉得。”

　　“他们就是因为现在手中没有选票，才会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倘或他们有了选票，能自如地对朝廷政策发表意见了，朝廷也能好好地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一定会支持开海的。”

　　“他们现在如此执著于漕运，无非是朝廷的后续工作没有做到位，依朕说，给漕工选票，翻不了天去，即使漕帮都罢工了，那船运未必也不是通行不了了，朕先前就说了，要恢复永乐年间七下西洋之盛事，首先必得造船，这人不配合，难道船也能跟着作乱吗？”

　　郑国泰静默片刻，又吸了下他那格外英挺的鼻子道，

　　“臣正要向皇上禀明此事……皇上有所不知，那些漕工据说正预谋着要砸了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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