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很矛盾。

　　他赞叹短毛的渊博学识，欣赏大顺的为政措施，可是，“投贼”？

　　“承蒙大统领厚爱，奈何鄙人难当大任……”

　　看着对方的神色，李自成心凉了半截。“忠君爱明”的老想法害人呐！

　　大顺的翰林院相当于后世的科学院，没有个内行人掌舵不行。现在也就韩云、韩霖两兄弟勉强可以充任，但他们当前有更要紧的差事。

　　孙鼎相马马虎虎也行，但那老头不愿出山。

　　王徵算是能接受新学，可他还没投靠过来。剩下就是方以智、薄珏、王宣等人，更远着呢。

　　实在不行，就只能把发配到江南的张养默调回来。

　　李自成还是想争取一下宋应星，急忙转圜道：“完全能理解。毕竟我在那些愚夫愚妇眼中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流贼。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顺比大明好一百倍。先生，别的我不多说了，也不强人所难。大顺朝廷里随时给先生留着位置。”

　　“……”宋应星有些尴尬。

　　虽然他对短毛大统领，对大顺的了解有限，但确实能看出来还不错。比大明好几倍总是有的。

　　可他一把年纪了，传统的“忠君爱明”老思维一下子很难扭转过来。

　　李自成又说道：“先生在外一路奔波，实在辛苦。若不急着回家，暂且住几天休息休息。在王府里收拾一处院落留给先生住，每个月再拨银一百两供先生开销……”

　　“太多了太多了……”宋应星急忙表态，“无功不受禄，大统领不必破费。”

　　每个月给一百两银子，还让住在大统领的“行宫”，这待遇确实没的说。

　　在老宋的家乡，若是无秀才身份，出任童子之师，一年的修金仅仅四五两银子而已。即便宋应星是举人出身，给大户人家子弟讲学，每年所得也就四十多两银子。

　　所以大统领给他每个月一百两银子，这一个月顶三年了。不可谓不厚。甚至比大明六部尚书的薪俸都高一倍多。

　　宋应星推脱不要。

　　李自成道：“怀庆这边马上要开办一所中学，可是教材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宋先生若不嫌弃，可以帮忙审定一下。”

　　说起学校，宋应星来兴趣了。两人聊了聊。

　　李自成介绍，大顺的小学教育全免费，结业后如果愿意可以继续往上考，那就要收学费了。

　　初级中学三年，出来算童生，再往上的高级中学要分文、理、武、技三科，学生经过三年学习，考试合格之后会颁发秀才证书。

　　之后就是大学，那专业就更多了。举人们通过几年的学习，到大比之时，每一科都会产生状元、榜眼、探花。

　　简单说，甚至都会出现“铁匠”状元。

　　说到这里，就算宋应星再开明，也难免惊讶不已，感到匪夷所思。

　　李自成只好跟他耐心解释一番。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像宋应星这种百科全才毕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正如传统科举，四书五经中的“五经”，学子们也只钻研一门。大顺的科举不过是分类更多而已。比如文学、历史、数学、农业、乐律等等。

　　随着知识体系越来越复杂，分科学习是必然会出现的。将来很难再有全科型人才。

　　宋应星听着解释不断点头，他在编写中深有感触。

　　李自成说道：“正如李时珍，本是医学方面顶尖人物，你非要强迫他去学四书五经，这就本末倒置了。我大顺的为政举措是，人尽其才，各展所长。”

　　“大统领所言甚是，科举正应该如此方可选拔不同的人才。”

　　宋应星回想过去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不禁感慨万千。八股文让多少青年才俊蹉跎了一辈子。

　　大明的科举三年一考，大顺的科举每年一考。而且就算你不在学校学习，只要自认具备相关知识，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获得相应功名。

　　科举制始于隋，完善于唐，盛于宋。它确立之后，从隋朝到宋初，一直是一年一考。可是到了北宋宋英宗时期，宋英宗将一年一考改成了三年一考。

　　首要的原因，是宋英宗时代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官员了。考出来的人员太多的话没地方安插。

　　再一个，朝廷乃至衙门组织管理能力跟不上，难以应付一年一度的大型科举考试。

　　比如明朝成化至嘉靖这段时间，全国有生员25万至35万人，后来最多时有50万人参加考试。

　　而且考举人的乡试在省里考，古代交通不发达，基本凭双脚走路，所以需要提前几个月就上路。会试在京城考，也需要提前几个月上路。

　　对考生来说，赶考途中非常辛苦，风雨兼程，疾病侵扰，各种艰难苦痛够你受的。另外，科举赶考花费巨大，像贾雨村那样行至中途盘缠用尽的人多得是。

　　所以，一般的考生也忍受不了一年一考的折腾，三年一考倒是可以。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对于考生那样可太浪费时间了。耽误了多少大好年华。

　　对于大顺来说，正是用人之际，来多少秀才、举人都能消化掉。李自成不会嫌人多。

　　至于赶考路途，大顺的秀才们只需要去本府参加考试就行了，几天的路程而已。

　　如果是经济好的县，设立了高中，那就只在本地考试都行。考举人也同样，免去了奔波之苦，所以每年考一次也不算负担。顶多到了京城入大学之前再加试一回防止地方作弊。

　　李自成道：“观大明科举，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中了进士，他们的才华自然不用怀疑。可他们对地方事务能有多少了解？如何能做好地方官？还不是任由胥吏摆布？好一些的也不过是劝勉百姓安于农桑，再修条水渠万事大吉。”

　　宋应星叹道：“是啊，腐儒实在见多了。要说科举还有供学习，如何做官却没有任何参考，就那么把人派出去了。很多知县对庶务一窍不通，如何做得好父母官？”

　　李自成又介绍说，大顺治下，衙门人员全部公开招考，只要有秀才身份就可以参与选拔。当然，若想升迁，肯定是功名越高机会越大。

　　而且，知县是总管一县之事，让他去审案不合适。也不能让一个学历史的去指导农业上的事情。

　　专业上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李自成顺便又说了一下县里衙门的架构，宋应星不由皱起眉头。

　　“大统领，恕我直言，若依此，一县之内要有多少吃皇粮的人员？太多了吧？”

　　“宋先生所虑切中要害。我是这么想的……”

　　正如顾炎武说的那样：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

　　像大明的县衙门这样，官员三四个，然后靠一群贱民身份的“小吏”去治理几万人的县，能把政务搞好才怪。

　　而且那样看似朝廷养的官少付出的俸禄少，可是因为下面的吏役吃拿卡要徇私舞弊，实际上对小民的盘剥更众。

　　李自成一贯对官僚体制非常的崇拜。

　　他坚决认为，后世之所以能做到古代社会、传统社会所不能达到的强大的社会控制力、执行力，关键就是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集团。

　　也许会有些人浮于事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一个县里的任何事情都能找出专人负责，可比历朝历代粗放的管理强多了。

　　而且从管理学的角度讲，其实从秦朝起就开始总结出经验了。

　　秦朝四十个郡可以直管，但汉朝一百郡就只能在郡上面分派出机构州部。

　　其实就是下级分多了不好管了，一个上级机构对应四十个下级机构是极限。

　　所以，一个朝廷里仅有六部，县里仅有六房远远不够，根本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全部管理作用。

　　大顺的县下属衙门可以分出二十几个，而且因为当前人口少，这样知县管理起来仍然游刃有余。

　　知县老爷是掌总的，他不用去具体的操心审案子，不用掺和到治安、农业、城防等等琐事中去。那些都有专人负责。

　　这样的管理效率高多了。

　　简单说，想让“皇权下乡”，就是要大幅度增加“吃皇粮”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