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某一天，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

　　德语中“Dorf”是村庄之意，所以人们戏称杜塞尔多夫是“欧洲最大的村庄”。曾经，它确实是依偎莱茵河的一个小渔村。如今，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城市是德国广告、博览、时装和通信行业的重镇，是欧洲物流中心之一。

　　杜塞尔多夫不能算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它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和遥远东亚联系紧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是日本企业进军欧洲的桥头堡，是欧洲最大的日本人聚居区之一。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在了全世界的大街小巷。

　　BJ奥运会之后，“你好”变得比“磨西磨西”更加风行。

　　杜塞尔多夫成为了中国企业数量增长最快的德国城市，截至刚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有三百多家中资企业落户于此。

　　杜塞尔多夫不到六十万人口，是一座安静而洁净，传统和时尚相得益彰的城市。

　　傍晚，天空浅蓝，云如柳絮，夕阳把金色光辉洒在穿城而过的莱茵河上，一艘特别长的拖轮在河面上悄然划过。

　　老城的酒吧区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酒吧街”，酒馆和餐厅一间紧挨一间，熙熙攘攘。一些人松一松领带就站在路边饮着啤酒，消除一天的疲惫；一些人则在电视机前等候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拜仁慕尼黑和皇家马德里第二回合的对决。

　　靠近河边的一家餐厅，绿色和白色间隔的帆布顶棚，四围没有封闭的墙，只是通过深褐色桌椅的摆放圈出了势力范围。

　　一位年轻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中等身材、大脑门、发际线高但可以拥护他留刘海。他身上穿着一套丹宁色、羊毛及桑蚕丝混纺的“杰尼亚”西装。西装看上去新，整个人意气风发。

　　他一边告诉服务生将要来就餐人数，一边选了好位置自己动手，试图把几张台的桌椅拼放在一起。

　　几个中国人和几个德国人拥了进来，为头是一位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中国人。先进来的小伙见了，举高一只手晃动，用既不显得在公众场所咋呼，又足够吸引同伴们注意力的声音叫到：“孙总，这边，我占了个最好的位置！”

　　外面，广场上，人气越聚越旺。

　　广场下到河边的台阶上渐渐坐满了看河上风光的人们。如果，顺着他们的目光一直往前，越过莱茵河，对岸，相比热闹老城，城西大部分地方在傍晚之后更加宁静。

　　一辆半旧不新黑色大众车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在河西一片独栋小屋的住宅区兜圈。车开得不快不慢，遇到路口似乎犹犹豫豫。

　　车里三个中国人，都是二十来岁。开车的是个小胖子，穿一件皱巴巴西装；后排两个人瘦弱，不约而同穿深色夹克，戴近视眼镜，书生气质。

　　后排一个人膝上放一台笔记本电脑，另一个人手里拿一部手机。他们眼睛盯着各自的“屏”，嘴里偶有说笑，车里其乐融融。

　　小胖子说：“你们签证时间短了点儿，不一定搞得掂啊！”

　　后排的一个人问：“万一我们事情没干完，签证到期了怎么办？他们说不走也没关系，可以先黑着，出境的时候罚点款就行了？”

　　小胖子一副你们啥都不懂的表情：“谁告诉你的？你们去非洲出差的猪队友说的？在欧洲不能这么干！”

　　一辆车身漆成蓝色、黄色、灰色相间的警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小胖子从后视镜里瞥见了警车，炫耀：“后面有辆警车，宝马，德国的警车除了奔驰，就是宝马！”

　　后排两个人饶有兴趣，回头打量。

　　小胖子又不想他们分心太久，催促：“赶紧干活！今天早点回去，看欧冠，拜仁对皇马。”

　　十字路口，前面横路上又出现一辆警车，快速驶近。突然，鸣两声警笛，闪起警灯，方向一歪，斜刺里向他们的车逼了过来，正好别在前面不远不近处停下。

　　小胖子吓了一跳，下意识一脚刹车。后面两个人猝不及防，好在车速不快，膝上放着电脑的那人赶紧护住了电脑，拿着手机的那人把手机摔在了地板上。

　　跟在他们后面那辆警车恰到好处地贴着他们车的后保险杠刹住了。

　　四个警察下了车，手按在腰间，分别从前、后逼近他们。

　　摔了手机的兄弟捡起手机，惊魂未定，问小胖子：“杰瑞，什么情况？我们被警察包围了！”

　　英文名叫“杰瑞”的小胖子镇定地说：“不知道，我是讲究人，不冲红灯不逆行。我去问问什么情况？你俩带着护照的吧？”

　　小胖子下了车，一边用德语殷勤问候“Hallo！GutenAbend！”，一边把手往西服内口袋掏，他随身带着护照、驾照。

　　前面车上下来的两个警察已经一左一右逼近，近的那个离他只有一步之遥，见他把手往西服里掏，那警察呵斥一声，一大步跨过来，伸手抓住他的右腕，一拧。杰瑞还没反应过来，人就被牢牢摁在发动机盖上。

　　有两个警察拔出了枪，留在大众车里的一个人吓得一哆嗦，慢慢举起双手；另一个人见了，赶紧跟上动作，忽地一下把双手笔直举高。

　　一个一身“阿迪达斯”，腆着啤酒肚，牵一条大黑狗，仿佛遛狗路过的中年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情绪激动，对着警察几里哇啦说着德语，末了，转身对着三个中国小伙鄙夷地说了一句英语；“贼！你们是贼！”

　　有人说德国历史上之所以盛产哲学家，是因为冬天冷。那个年代到了冬天，大家宅在屋子里，要么望着屋外漫天纷飞大雪胡思，要么对着屋内壁炉中熊熊火焰乱想。

　　每年10月，德国人在冬季到来之前要把汽车的轮胎换成更适合在有积雪和冰的路面行驶的冬季轮胎，等到来年4月的复活节前后再换回夏季轮胎。

　　路文涛终于有空去车行，把他的“宝马X3”的冬季轮胎换成了夏季轮胎。他把换下来的轮胎塞在车里，把车开回了办公室。

　　他三十多岁，是一个热爱川菜的天津人；他自认玉树临风、气质出众，自称“莱茵河第一气质男”；他在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通信设备供应商“伟中”工作。

　　与成立于1876年的瑞典“爱立信”、成立于1914年的加拿大“北电”、成立于1928年的美国“摩托罗拉”相比，改革开放之后才出世的几家中国通信设备公司太年轻。

　　但早在2001年，“伟中”就判定，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必将加快，中国不仅会进一步开放外资，中国企业大踏步迈向世界、直面海外市场竞争的时间窗亦已打开。

　　他们坚信，在新世纪全球通信行业的竞争中，“伟中”即使暂不能执牛耳，抓住牛尾巴奋力前奔是有能力也必须要做到的。从那一年开始，“伟中”不断地号召员工到海外去开拓市场、建功立业。

　　初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不懈到2004年，“伟中”的海外市场捷报频传。

　　市场格局改变、公司品牌树立之后，“伟中”当仁不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至2007年，公司的销售收入中已经有一大半来自中国以外市场。

　　“伟中”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走在了成为头部企业的大路上，但要想为持续的商业成功挖掘护城河，需要有定义行业的能力，需要在发达国家的高端市场中奠定江湖地位。这是“伟中”在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战略诉求之一。

　　公司把一大批早期在中东、非洲艰苦地区的市场上“上过战场、开过枪、受过伤”的“老兵”陆续向发达国家调动。

　　路文涛是公司第一批“雄赳赳、气昂昂，飞过印度洋”的员工，在2001年，二十来岁时被公司派驻中东、北非。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部非洲的广袤土地上流窜了十年之后，2011年，他被空降至欧洲，开始了新的征程。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十多年海外路，是为自己、为家庭赚更多的钱，也是为了与公司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带来的成就感，还是为心底里藏着的见证、亲历、创造一个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加班早成习惯，今天好不容易事情少一些，他没有去同事们的聚会，而是计划早点回家，陪老婆、女儿。临近下班时候，收到他负责的关键客户卡恩的邮件，问他项目进展，邮件抄送了双方老大。他不想让这样的邮件过夜，认真回复了，时间又过了晚上七点。

　　他一个人用一间显得有些逼仄的小小办公室。他想：“客户今天应该不会有事了，领导带着一帮人去老城Happy了，偷得浮生一晚闲，晚上就把电脑留在办公桌上，不像往日一样带回家了。”

　　他合上电脑，站起来，手机响了，一看号码，居然是公司电话会议系统的接入号码。

　　“靠！刚关电脑，没看到有会议通知啊？”

　　耳机没电，他举起手机，随着一声“Welcometojointheconference（欢迎加入会议）”的提示语，接入了电话会议。

　　他有些烦躁，大声喊：“喂，我是路文涛，这什么会啊？”

　　“土人，在干嘛呢？”一个熟悉声音从电话那头悠悠传来。

　　接着，另外一个人“呵呵”两声，说：“把他拉上线了？今天是不是有欧冠半决赛？土人是不是在看球？”

　　“不管！我们没得时间看球，不许他看！他必须陪我们聊天！”

　　路文涛听出来那头是谢国林和钱旦了，他不在乎线上有没有其他人，骂到：“靠！两个大傻逼！你们在哪里？”

　　七年前，他们三人同在中东、北非工作，曾经同住在埃及开罗的一套三房公寓里。三人都是生于1975年，都是国内理工科大学毕业、“工程师”身份“出道”。

　　他们都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是植根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如今，路文涛在欧洲做销售，谢国林和钱旦常驻在深圳，一个是承担海外重大项目管理的高级项目经理，一个在负责一个产品线的客户运维支持。

　　路文涛被公司外派到中东的前几年压力大、心里压抑，把“出口成脏”当作了一种释放。后来游刃有余了，又升职带了团队，变斯文了。调动到德国之后，他又粗犷了，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被他尊称为“傻逼”。

　　谢国林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脸上是他标志性憨厚笑容，仿佛桌面上一个八爪鱼一般的电话会议终端是路文涛本人的脸：“土人，我们在深圳，想你了呗！”

　　“想个毛线，肉麻！BJ时间半夜一点了吧？你俩大傻逼不回家，还在一起搞基？”

　　钱旦端坐在老谢旁边的椅子上：“真受不了你，出口成脏，素质太低！老谢参加印尼的项目分析会，我处理巴基斯坦的网上事故，刚刚散场，一不小心在楼下打卡机前偶遇，决定先关心一下你的人生再回家，特意回办公室又定了一个电话会议。”

　　老谢又是“呵呵”两声，对着钱旦说：“这土人文明了没几年，到欧洲后又放飞自我了！”

　　然后问路文涛：“在爽啥呢？没看欧冠？”

　　“我真服了你俩！机关现在是不是个个都是大公司病？有会议强迫症？一看日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居然没会议？难受！深更半夜还要定个电话会议聊天。我这段时间忙死了，今天好不容易清静一点，正准备回家，又被你们俩大傻逼骚扰。”

　　钱旦问：“在忙啥？你们的‘喜马拉雅项目’不是已经胜利关闭了，公司都论功行赏完了吗？”

　　“哎，这不是以前你俩谁说过的话吗？我们永无宁日！公司最恨懈怠，然后，市场机会总是比个人能力、组织能力跑得快，所以我们永无宁日！我们现在搞‘喜马拉雅B项目’，每天从早到晚，一堆的事！”

　　“伟中”强调公司运作从以职能为中心向以项目为中心转变，除了销售项目、交付项目在不断规范项目运作，各类重点工作也喜欢立个项，任命个项目组。‘喜马拉雅项目’是以全面准入、突破电信行业中最大、最先进的欧洲市场为目标的重点工作。

　　“伟中”业已全面进入欧洲市场，与此间领先的电信运营商们纷纷建立了伙伴关系。公司在年初的公司年会上轰轰烈烈地表彰了有功之臣，宣布这个历经数年的战略项目胜利关闭。

　　钱旦是做软件产品的，对公司的无线网络产品及项目的最新情况确实不是太清楚，他既是真不明白，又有心抬杠：“服了你了！整天傻逼傻逼的骂，连项目都取名叫逼项目？”

　　从三个人开始电话就一直乐呵呵的谢国林抢答：“虽然‘喜马拉雅项目’关闭了，但仅仅能够获得准入、能够卖进去东西是不够的，我们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还不够高，经营结果还不够好，所以欧洲地区部接着启动了‘喜马拉雅B项目’。目标是替换掉客户正在使用的、快要换代的友商设备，争取更高市场份额，同时获取更合理的利润。”

　　这个世界的电信网络在不断演进中，以无线通信为例，第一代即“1G”，手机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大哥大”；电信设备商则以美国的“朗讯”、“摩托罗拉”，加拿大的“北电网络”三巨头为“大哥大”。

　　第二代即“2G”，手机在中国变得普及；而在电信设备商的江湖中，北美垄断地位被打破，欧洲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推出了自己的无线通信系统，中国也出现了有竞争力的玩家。

　　第三代即“3G”，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和3G网络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开始用手机分享照片、看新闻，享受社交软件及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开始站在世界大舞台的聚光灯下，北美三巨头逐渐衰落。

　　第四代即“4G”，人们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玩在线游戏、看视频、看直播；中国与欧洲的电信设备商成为了主流，北美三巨头已经仅存在于历史中。

　　在中国电信设备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首先要获得发达国家主流电信运营商的准入资格，能够进得去，这是路文涛、谢国林所说的“喜马拉雅项目”所承载的使命；然后就是要抓住电信运营商将设备升级换代的机会，争夺更高的市场份额，能够站得住，这是他们所说的“喜马拉雅B项目”所要达成的目标。

　　路文涛说：“还是老谢爱学习，与时俱进，什么都知道，我们要让公司在欧洲深深扎根，长成大树；要把大旗牢牢竖立在喜马拉雅山上，让山脚下的其它地区部生意更好做。这也是本人这几年要在欧洲书写的血汗故事！老旦，你整天瞎忙啥？像个与世隔绝的傻逼。”

　　“权力的游戏”第二季刚刚首播，他们在追剧。钱旦说：“我忙啥？我在绝境长城做守夜人，整天忙着重大事故处理、网上问题清零、地球上各种土节洋节运动会、天灾人祸的通信保障。”

　　通信网络是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一旦重大事故，不但会给电信运营商带来经营和品牌上的伤害，而且可能影响社会安定。无线网络进入3G时代之后，通信网络更是越来越频密地被和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说事。因此，保障通信网络的安全、稳定是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商共同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

　　钱旦负责的软件产品总是客户需求多变，版本升级频繁，而对于一个复杂软件系统，版本变更、升级越多，出现事故的几率就越大。他压力山大。

　　老谢似自己感叹，似与钱旦共鸣，似向路文涛解释，说：“老旦管维护确实不容易！不出事故吧，静水潜流，大家感觉不到你的存在，没有绩效。出了事故吧，惊涛骇浪，管维护的人锅甩不掉，更加没有绩效。不像我们做销售、做交付，拿下一个项目马上有一个项目的成就感。”

　　钱旦满意地说：“那确实，做维护是长期7天乘以24小时守在长城上，我就像琼恩斯诺，永远是‘凛冬将至’的心态。”

　　路文涛记起了什么，看了眼时间，大叫：“我靠！两个大傻逼！你们不回家，我要回家了！”

　　话音刚落，谢国林和钱旦面前那个八爪鱼一般的电话会议终端只剩下了“嘟嘟嘟”的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