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吉嘴里知道了红薯藤的事儿,又看了俞大猷留下的书信,魏广德也算是明白了,他应对明末小冰河的利器算是差不多收齐了。
是的,魏广德并没有因为知道有了红薯藤就很激动,他已经过了最初那个时代。
其实就这些年,他以次辅身份还是能对大明各地农业生产比较了解的。
虽然南旱北涝的灾情依旧,但和嘉靖年间南北灾情交替出现还是好上许多。
最起码,现在各地的老百姓虽然遭了灾,但地里的产出还能勉强果腹,一年受灾一年还能过的马马虎虎,所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到了崇祯朝那会儿,北方连年灾害,才一举把大明朝逼到了崩塌的边缘。
加之国事处理不当,最终大明朝被敲响了丧钟。
虽然现在大明朝官员都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腐成风,但胜在体制还算好。
是的,你没看错,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还是不错的。
延续千年的小政府,除了对北方有巨大的军事开支外,其实朝廷的财政支持也是有限的,还没到把人往死里逼的程度。
特别是现在民间,朱元璋定下皇权不下乡的制度存在,因为宗族林立,乡下多是靠族老维持,都是血脉联系,总不会把人往死里比。
虽然后世影视作品里多把民间疾苦的责任推到地方官和里长、甲长身上,但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把税赋摊到外姓人头上,对本家人还是不错的。
即便偶有数典忘祖之辈,但是人真不算多。
至于那些外姓人,其实住在别人村里,在住下那一刻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也是大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的原因,乡下还算平静,少有狗屁倒灶的事儿。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制定,说起来也是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所以才想出这个制度,让乡老维持农村的秩序,不让官员把手伸下去。
其实从这条制度的诞生就说明,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大明官员们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国社会构成有关。
皇权要插手乡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过巨大,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朝的后果,这也是朱元璋选择这条制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明也不是把乡镇权利拱手相让,地方官员们虽然名义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儿,但收税等管理权利,还是通过胥吏来完成。
所以,后世对古代也有种说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
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
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
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
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
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
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
考成法是真把下面官员逼急了,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必须完成朝廷摊牌下来的赋税。
其实税赋不算重,可地方上杂税太多,算起来也不轻。
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承受的综合税赋一直都很重,明朝的轻税也仅指国税这一块。
魏广德也是不止一次从到京述职官员口中知道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使用一些激烈手段。
而那些在外为官的同年、同乡,也不时在信中诉苦,多是反对考成法的。
这也是魏广德和张居正在内阁里能够达成一定默契的原因,张居正强推考成法,绕不过魏广德,少不得他的支持。
而魏广德此时的心态,多少也有变化。
受后世光环的影响,魏广德一开始是支持张居正考成法制度,不过现在了解到实情后,多少还是有些动摇。
当然,这些是另一回事儿,此时魏广德已经有了主张,打算回到内阁就把关于红薯藤的事儿布置下去,让劝农司派人去福建找李锦,看看那个红薯藤是否种活,这才是关键。
之后还要一起进行培育,争取尽快获得更多的红薯和红薯藤,在全国各省尝试种植。
一句话,红薯藤是魏广德为几十年后大明王朝续命准备的东西,现在貌似并不是急需的。
至于早点尝试,甚至推广,也是为了应付现在各地的灾情。
御米这东西,不抗灾,只是种植范围巨大,不管是耕地还是山地,都可以栽种,可以解决山区口粮问题。
从家里出来,魏广德上了轿子就直接去了内阁上值。
不过在上轿的时候,跟随出来的张吉又在魏广德耳边小声说道:
魏广德正准备弯腰钻进轿子里,闻言立时站住,回头看了张吉一眼。
显然,这小子今儿把这事儿给忘了说,这会儿才想起,或者先前不知道该不该说。
魏广德的动作,张吉自然明白,凑到魏广德耳边小声说道:
魏广德闻言眉头一皱。
不过想想朱衡的年纪,六十好几的人了,确实身体显得有些苍老。
只是此事朱衡还没有给自己说,他也不好冒然出口想问,只能先憋在肚子里,佯装不知道就是了。
微微点头,魏广德弯腰就进了轿子,而张吉也识趣的退开。
自有轿头一声呼喝下,几个轿夫抬起轿子就往紫禁城走去。
朱衡,可以说是他魏广德入仕以后主要的助力,特别是他在官场崭露头角之后,朱衡对他帮助良多。
当年初入内阁,自己的话语权轻微,可不就靠着他这个老乡的帮衬,才在里面有了话语权。
当然,裕袛旧人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不过想到已经致仕的陈以勤、殷士谵,坐在轿里的魏广德只是轻轻摇头。
流官流官,终究还是要走的,只不过是早晚的区别罢了。
好在这两年,他们已经把工部打造成铁桶,就算朱衡致仕,魏广德也有把握让老乡接替他的官职,稳住工部尚书这个位置。
现在的工部右侍郎江治还在南直隶、山东一带,主持挖掘开凿迦运河事宜。
当初以为朱衡能熬到迦运河开通,也就是干到七十岁再只是,到时候凭借此功劳,就直接保江治接替他,出任工部尚书的位置。
听了张吉的话,魏广德就必须早些考虑此事。
虽然他相信,就算要致仕,朱衡肯定也是会安排好的。
但是魏广德也不会让此事有任何纰漏,稍微有可能被人钻空子的地方就是江治此时不在京城,而且还在出外差,很重要的外差。
此刻,魏广德已经有了让了把江治调回京城的考虑,换其他人现场督造迦运河,他回京远程遥控就行了。
毕竟此事是工部的事儿,魏广德当然不能直接在内阁给朱衡做主。
所以打算今日下条子,请朱衡到内阁商议。
轿子抵达长安街的时候,魏广德透过轿帘看到外面的场景,官员们的轿子马车三三两两的往官署走。
今日没有朝会,所以大家起的晚些。
其实,这样的日子魏广德更加熟悉些,毕竟嘉靖朝以来一直都这样。
只是此时魏广德的心思也回到朝政上,难免想起昨日散衙前张居正提出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整肃驿站。
和崇祯朝裁撤驿站的荒唐政令不同,此时张居正只是感觉现在大明分布在各处的驿站承担的职责太多了,浪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
朝廷在各地设置驿站,本意是加强中央对周边地区的统治,负责传递军情、公文。
最初只有那些因公出巡的官员才可以使用驿站,官员在使用驿站时必须提交。
其实就是一种身份凭证,类似五六十年代的介绍信,上面登记你需要去哪里,要办什么事,办完事之后必须上交,不得私藏或者赠送他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制度不断败坏,最终制度成了摆设,拥有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减轻驿站的压力以及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张居正下令整肃驿站。
不仅重新规定了入驻驿站的制度,而且还打算裁撤一些不必要的驿站,缩减了财政开支。
毕竟驿站的一切花销,都是朝廷买单,那些人情关系获得的勘合畅通驿站里,实在有些不妥。
而此事的根源,还是因为张居正之弟张居敬生病的时候需要回家治疗,保定巡抚送上了,本意自然是希望巴结讨好首辅大人。
结果,张居正知道后,马上就让其弟归还,自己出钱回家治病,不占朝廷的便宜。
此时内外形势,张居正看似权利日盛,但因为考成法得罪的人也是不少,自然不想留下把柄被人所趁。
而利用勘合免费使用朝廷设置的驿站,其实
也是朝廷权贵特权之一。
张居正此时要整宿驿站,严查勘合的使用,无疑又要得罪一大批人。
魏广德心里叹气,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对朝廷确实有利,但得罪人太多,魏广德自问没那胆量。
至于反对,魏广德也不是没提醒他,不过昨日张居正其实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根本劝不动。
对朝廷有利的事儿,魏广德实在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今日再议,几乎就可以完全定下来了。
魏广德不在乎勘合那点特权,可其他人未必,特别是那些低品级官员。
很多人都是把之前衙门发的勘合私下赠人,这样他们拿着勘合就可以几乎免费使用驿站,享受便利的服务。
这也是张居正死后被人弹劾,马上就出现墙倒众人推场面的原因。
不过等魏广德走进内阁,就敏感的感觉到今日气氛有些不对头,似乎过于严肃了点,所有人都是在默默工作,似乎生怕被人抓住偷女干耍滑般。
心里奇怪,魏广德还是直接回到自己值房。
在芦布进来送茶水的时候,魏广德才问道:
听到还是弹劾张居正,魏广德松了口气,不是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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