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约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到来年的正月初七日，屈原一周岁，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屈原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为了打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极力劝谏，但是楚王不听，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于汉北楚古都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一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韩、魏趁机偷袭楚国至邓（今河南邓州），楚国军队兵畏惧，从秦国回归。韩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仓立。孟轲议定在周赧王三年离开齐国。孟轲主张“性善”，劝齐宣王行仁政，劝滕文公行“井田”，均因为迂阔难行，不受两国采纳。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

　　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

　　《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就诗的内容说：

　　其一，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

　　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

　　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如《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汽，如《浩歌》: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爱士的平原君不复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谁重视和爱护呢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子兰(生卒年不详)，芈姓，熊氏，名子兰(又作阑)，楚怀王幼子、楚顷襄王之弟。怀王封其为上官邑大夫。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去秦(今陕西咸阳)会盟，昭睢、屈原等大臣反对怀王去秦，他却力劝怀王前去会盟。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

　　为了振兴楚国，屈原在掌理朝政时曾经积极变革政治，主张改良内政，意图联齐抗秦统一中原，并试图用楚文化来替代中原文化。但是楚怀王左右有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如令尹子椒(原作“子叔“，依后《讼贤篇》“遭子椒之谮也“改正为子椒。在楚国政府中占着最高的位置)、子兰、上官大夫(是屈原的政敌)、靳尚和怀王的宠妃郑袖，他们很多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而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去秦(今陕西咸阳)会盟，昭睢、屈原等大臣反对怀王去秦，他却力劝怀王前去会盟。怀王入秦，被秦扣留，后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前298年)，他任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他与上官大夫诬害屈原，迫使屈原流放江南。约顷襄王七年，楚人因其劝怀王入秦而不返，免令尹之职，以子椒接任。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靳尚(-前311年)，芈姓，靳氏，名尚，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人，战国时期楚国大臣。楚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派张仪诱使怀王绝齐，怀王发觉受骗，欲杀张仪。他接受张仪厚赂，通过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张仪得以释归。他自请监视张仪，随同去秦。途中被魏人张旄杀死。

　　张仪曾以六百里地引诱楚怀王与齐国断交，事后又称当时只约定了六里。楚怀王大怒，发动蓝田之战攻秦，结果大败。和谈时，秦国想要用汉中地交换楚国的黔中郡。楚王深恨张仪，便表示不要土地，只要张仪。于是张仪入楚。楚怀王扣押了张仪，准备杀了他。

　　靳尚收受了张仪的贿赂，便劝怀王释放张仪。他对怀王说:“君王把张仪拘禁下狱，秦王必定愤怒。天下诸侯一看楚国失去了盟邦秦国，楚国的地位就会低落。“接着他又对怀王的宠妃郑袖说:“你可知道你马上要在君王面前失宠了吧!“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张仪是秦王有功的忠臣，现在楚国把他拘留下狱了，秦国肯定要楚国释放张仪。秦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同时又选择美貌善玩且懂音乐的宫女作陪嫁，为了使她高兴，此外秦王还陪嫁了各种金玉宝器，用上庸六县送给她作为享乐的费用，这次正想让张仪献给楚王为妻。君王必定很爱秦国公主，而秦国公主也仰仗强秦来抬高自己身价，同时更以珠宝土地为资本，四处活动，她势必会立为君王的妻子，到那时秦国公主就等于君临楚国，而君王每天都沉迷于享乐，必然忘记你，你被忘掉以后，那你失宠的日子就不远了。“郑袖说:“一切拜托您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靳尚说:“您为什么不赶快建议君王释放张仪。张仪如果能够获得释放，必然对您感激不尽，秦国的公主也就不会来了，那秦国必定会尊重你。您在国内有楚国的崇高地位，在国外结交秦国，并且留张仪供您驱使。你的子孙必然成为楚国太子，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利益。“郑袖立刻就去说服楚怀王放了张仪。

　　楚王准备放出张仪，可是又担心他败坏自己的名声。靳尚对楚王说:“请让臣下跟随他。如果张仪不很好地事奉大王，请让臣下杀掉他。“楚王宫中有一个仆隶，是靳尚的仇人，他对张旄说:“凭张仪的才智，并且有秦、楚两国的重用，将来您一定处境困窘。您不如派人暗中劫持靳尚并刺杀他，楚王一定大怒张仪。如果张仪处境困窘，那么您就会受到重用了。如果因此秦、楚两因打起仗来，那么魏国就没有后患了。“张旄果然派人劫持靳尚并刺杀了他，楚王大怒，秦、楚两国互相打起来，战争持继不停。秦国、楚国争着事奉魏国，张旄果真很受重用。

　　在许多电视剧、文学作品的一些桥段中，编作者和导演总是在塑造完美、饱受赞誉的正面人物形象的同时就必须有一个奸佞、暗中使坏的小人形象。如《屈原》剧本中，屈原是一个忧国忧民、以死殉国的爱国者，而靳尚则是一个嫉妒贤能、求荣卖国者。最近播出的《芈月传》同样把靳尚刻画成阴险狡诈的坏人。

　　历史上的楚国大夫靳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真实面目果真如是吗屈原是靳尚陷害的吗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文献。笔者对靳尚有了新的认识。

　　一、靳尚和上官大夫不是一个人

　　在许多著作中作者把上官大夫和靳尚当成同一个人。如:

　　高中语文第五册《屈原列传》注七:“上官大夫姓靳名尚。“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第93页:“上官大夫靳尚。“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第8页:“他被一个上官大夫叫做靳尚的当作死敌.....。“

　　郭沫若在他的《我怎样写五幕历史剧<屈原>》中也作上官大夫靳尚(《屈原》第118页)。

　　就连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把靳尚解说为:“战国楚上官大夫，幸于怀王......“。

　　看来，这些作者把上官大夫当做靳尚所认的官名了。其实“上官“是复姓，“大夫“是诸侯宗族的称谓。上官大夫即姓“上官“的重臣。但他并不是靳尚大夫。这在下列古籍中足可以得到证实:

　　上官大夫最早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上官大夫欲夺之“，“(怀王)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这里上官大夫名字出现四次，并未提到靳尚。

　　《战国策·楚策二》载:“靳尚为仪谓楚王曰“，“尚(谓郑袖)“，“靳尚谓楚王曰“，“楚小臣，靳尚之仇也“，“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张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这里靳尚名字出现了六次，但没有提到上官大夫。

　　《史记·楚世家》载: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靳尚谓郑袖曰“。“靳尚曰“这里四次出现靳尚名字。也没有提及到上官大夫。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并没有说过上官大夫就是靳尚，古代史学家不可能用完全不同的两个名称来记述同一个人。

　　在汉人著作中也有关于上官大夫和靳尚的记载，刘向《新序·节士》曰:“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奢屈原。“

　　王逸《楚辞章句》上说:“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奢毁之“二者的记载都将上官大夫和靳尚看作二人。

　　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其中上官被列于“中中“，靳尚被列于“下上“，他们差两级。班固在这里很明显的把他们分为两个人。这应该是判断他们为两个人最重要的证据。

　　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也说:“《史记》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朱熹《楚辞集注》又说:“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这里也将上官大夫和靳尚明确分为两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两次记载上官大夫与屈原之间争斗的事件。第一次是屈原“造为宪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便馋谤屈原，使怀王“怒而疏屈平“;第二次是怀王被拘于秦犷顷襄王继位后，令尹子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在这里司马迁已告诉我们，上官大夫在屈原任左徒时就在任，顷襄王继位后仍在任，上官大夫第二次陷害屈原已是怀王三十年以后的事了，而靳尚在怀王十八年就已去世了。由此，淮南大学教授靳学远感慨说:“公元前278年，屈原(62岁)投汨罗江自沉而死，靳尚于公元前311年秋被张旄杀害(当时屈原29岁)，靳尚死后33年还能陷害屈原，靳尚真了不起啊。“

　　《战国策·楚二》说:楚王将出张子，恐其败已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刺之，楚王必大怒张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旄魏无患矣。“张旄果令人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秦、楚事魏，张则果大重。

　　从这段记载看来，在国家危难之时靳尚挺身而出，出使秦国，为捍卫国家利益，以身殉国。“终使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为靳尚报仇。正因为怀王对靳尚忠义的表彰，才把靳江流域赐给他为食邑，并以封地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