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阁经过讨论后决定派第11、第14师团支援，将其编为“上海派遣军”，陆军大将菱刈隆任司令，前陆相白川义则任海外派遣军总司令。

　　日军第11、第14师团分别于27、28日抵沪，至此上海的日军已达9万人，而经过连日激战，第19路军和第5军还能继续战斗的官兵已不足5万人，蒋光鼐感到庙行战斗19路军和5军伤亡很大，建议张治中向军政部报告，要求将杭州的上官云相、戴岳部队调来增援，结果这份请援的电报如石沉大海。按理说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也应该向上海增兵，但蒋校长此时奉令的对日政策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即以外交和谈作为解决事变的主要手段，因此在日军向上海增兵2个师团的同时，驻扎在江苏、浙江、江西的蒋校长60个嫡系师均按兵不动。

　　本来形势就对第19路军不利，川岛芳子又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王庚手中威逼得到了第19路军的绝密布防图，日军由此得知第19路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是吴淞要塞的背后。

　　2月29日白川下达了总攻淞沪的命令，3月1日晨，日军继续在闸北、八字桥、南市、竹围墩、庙行、纪家桥、吴淞等线发起总攻，

　　教导中队和淞沪警备营的剩余将士在弹药不足、兵力不足的极端恶劣情况下，还是守住了阵地。

　　教导中队里赵观成多处负伤，已经站不起来了；谢小球也左臂中弹，但仍旧死死的顶住重机枪，用重火力压制日军；警备营连长孙超在营长陈魁牺牲后主动承担起警备营的指挥工作，此时的他腹部被日军刺刀划到，鲜血直流，命在旦夕；陈耀宗也好不到哪里去，左臂被日军子弹擦伤，肋部虽被刺刀划到，庆幸的是不深，只是伤到皮层。

　　日军的再一次进攻开始了，陈耀宗从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的进攻力度明显下降了，这次进攻日军只出动了四辆坦克。

　　陈耀宗组织了最后一批士兵敢死队。日军坦克气势汹汹，长驱直入的占领了教导中队的第一道防线，当日军坦克来到第二道防线时，教导中队士兵敢死队先后拉响了炸药包试图炸毁日军坦克，在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教导中队先后炸毁了日军三辆坦克。

　　日军最后一辆坦克在看到其他坦克被炸毁的情况下，非但没有调转回头，还继续朝教导中队第二、第三条防线冲了过来。

　　陈耀宗拿起炸药包，运动到日军坦克的侧翼，趁着坦克不备，一个斜插就到了日军坦克的侧面，陈耀宗拉响了炸药包，随后把炸药包扔到了日军坦克的底下，整个人顺势往旁边翻滚过去，但在侧翻过程中被日军的子弹击中腿部，正当陈耀宗忍着疼痛继续翻滚时，炸药包炸毁日军坦克时的巨大冲击力又把陈耀宗给震了出去，陈耀宗瞬间觉得五脏六腑被移位似的，腹中的苦水和鲜血吐了出来。

　　“团座。”谢小球在后面大声喊道，手里的机枪不停的扫射着。

　　教导中队的士兵冒着日军的子弹奋力将陈耀宗拖了回来。

　　当陈耀宗被教导中队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拖回来的时候，日军的一颗子弹不偏不倚的从谢小球的眉心穿过。谢小球一声没吭的倒在了阵地上。

　　“谢小球。”躺在后面喘气的赵观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日军第11师团万余人绕过吴淞要塞，在浏河七丫口、六滨口一带成功登陆，第19路军面临着腹背受敌的险境，为避免被全歼，当晚21时，蒋光鼐下令全军总撤退，3月2日全军全部脱离原战场，日军在占领第19路军阵地后也停止了追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到此结束。

　　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开封教导中队二千余人只活下来不到七百人，团长兼中队长陈耀宗身负重伤，队副谢小球和一分队队长柳树泉牺牲，只留下了半条命的赵观成带领残兵回到了开封。

　　“一·二八”淞沪抗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在淞沪抗战中得到全方位升华，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助推了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扬。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被誉为“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全中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则不分天南地北，纷纷热烈声援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上海更是全民奋起，工人、农民、市民、职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人士、宗教人士等，无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奋起为抗日救亡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英勇悲壮、气势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强音，这振奋华夏民族的史诗诞生在上海绝非偶然。

　　这一时期，席卷淞沪的民众救亡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为上海反帝斗争历史上所未有，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一次集中表现。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多地民众纷纷组建抗日义勇军，竭尽全力支援军队作战，人民群众与爱国军队团结抗敌，其情景可歌可泣，闪耀着伟大民族精神的灿烂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