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继续说，不只藩王的庄田是这样，就是原先的皇庄其实也是这样。嘉靖改革后，皇庄已经改叫官田，如今已经没有了皇庄的名目。官田的佃农就是实际上的田主，地租也是官府收取，太监不能插手。地租数额也远小于民间，只相当于赋税甚至更少。即便以原先皇庄对应的官田，皇宫里能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每年五万两银子左右。

　　崇祯又问蜀王府是什么回事，李之藻说具体情形没有去过蜀地调查不敢肯定，不过看过正德年间在蜀地巡抚的王廷相一篇文章，里面说蜀地百姓偷逃国家赋税习以为常，“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很多地方税收百分之七十都逃掉了，只缴纳百分之二三十。

　　他估计所谓的蜀王府占据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云云，应该是当地百姓偷漏税的托词，有问起税收的，就假称这些土地是蜀王府的，其实蜀王府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土地。如果说蜀王府真的占据了地方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否则靖难削藩的事情早就重演了。

　　崇祯又点了点头，李之藻这个解释和分析是合理的，藩王兼并大量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崇祯再次看向了罗雅谷，说起了明朝商人税轻，有很多巨富，如果暴富以后，大量购买兼并土地，也未必比欧洲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差多少吧。这次罗雅谷还没有说话，旁边的汪汝淳先提出了异议。

　　汪汝淳说自己就是商人，父兄和同乡好友经商的非常多，以他在家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明朝商人并不喜欢多买土地。虽然农业税比商税多一些，可是以他的经验，商人不喜欢买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没有时间自己种地，雇佣监督别人种地收租也非常麻烦，尤其在明朝更是这样。以前的朝代，田主和佃农之间还有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有尊卑主仆的区别，打起官司，官府大多也帮田主惩治佃农，可是在明朝不是这样。

　　《大明律》规定田主和佃农之间没有尊卑主仆关系，更明确规定田主不能无偿役使佃农，否则要受到处罚。就是把田主和佃农视作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只存在经济上的交易关系。

　　崇祯又看向李之藻求证，李之藻证实了汪汝淳的话，《大明律》里明确规定衙门官吏出使人员役使平民抬轿杖六十，下级部门配合照办的减一等处罚。民间富户役使佃农抬轿的也是同样的处罚杖六十，外加赔偿每天六十文工钱。

　　以李之藻在乡间的见闻，田主家里有事，要请佃农工作就要给工钱，说崇祯可以询问徐光启，他的《农政全书》里就有例子，南直隶常熟县调集民夫修河，如果田主自己不愿去修，让佃农代劳，就必须付给佃农工食费用，而不能无偿役使。不只是现在这样，洪武年间就规定田主不能平白役使佃农，《太祖实录》记载官府征集劳役一个月，如果田主要佃农代劳，就是支付一石米的报酬。

　　如果田主为了催租殴打捆绑佃农就要受到法律惩戒，如果打死人命，不但本人处斩，家产田地也要没收。英宗年间就有过这样判例，江阴县周奎有土地五万多亩，为了向佃农收租闹出了人命，被逮捕判了死刑，并把他兼并的田产分给了周围的无田小民。

　　崇祯没有说话，沈飞看他神情有些惊异，似乎李之藻说的和他原来了解的情形不同，还需要消化。过了十几秒钟，又问起那以前的朝代怎么样？李之藻说在宋代，皇佑逃移法规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客户就是佃农，明确规定田主可以役使佃农。要是田主和佃农起了冲突双方各自触犯法律，佃农加一等治罪，田主杖行以下免罪，流放以上减一等治罪。田主如果打死佃农，不判死刑，也不刺配，只是发配到附近的州流放。

　　汪汝淳点头赞同插了一句，据他所知，宋代法律甚至规定佃农不能控告田主犯罪，否则佃农本身就有罪。李之藻又点头附和说南宋有这样的案例，田主周竹坡酿私酒，被佃农告发，结果判决周竹坡杖八十，还可以出钱免刑，告发周竹坡的佃农被打了一百杖。到元代，田主打死佃农连流放都不用，只是杖责加赔偿五十两烧埋银。

　　崇祯想了一会儿，又问起看到过的明代法律规定的雇佣工人身份的规定，雇佣工人和雇主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只是程度比前面说到的宋代法律佃户和田主稍轻，雇佣工人如果对雇主犯罪加重处罚，雇主打伤雇佣工人减轻处罚，即便雇主不小心打死了雇佣工人，也不是判死刑，只是杖三百流放三年，只有是故意杀害雇佣工人才会被判绞刑。崇祯提出了这个疑问，问莫非雇佣工人的法律地位还不如佃农吗？

　　李之藻似乎对崇祯不清楚佃户和雇佣工人的区别有些奇怪，解释说佃户和雇佣工人是两回事。佃户和田主签订的租地契约，佃户付田租，就像房客租赁房屋，给房租一样，房客和房东没有雇佣关系。雇佣工人和雇主签约的是时间比较长比如十年可供役使，性质完全不同。汪汝淳补充，如果是短期雇佣的短工，和平民一样。至于佃户，除非他本来就是田主家的仆役，又租种田主家的土地，否则就是平民，最多见到田主时，遵循年少者见到年长者的礼节。

　　崇祯可能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确实比较欠缺，就跳过这个话题，说出下一个疑问，即使佃户和田主在明代法律关系平等，双方已经签约，佃户按约交租，田主按约收租就行了，收租有什么麻烦的呢？

　　这个问题一说出来，不仅李之藻和汪汝淳，连旁边的罗雅谷也笑了起来，似乎听到什么滑稽的事情。汪汝淳说，商税轻微，许多商人都不愿老实缴纳，田赋许多地方只有三十分之一，劳役丁税因为没有人口统计，比明初更轻，只怕不到五分之一，田租五五分帐，佃户怎么会老实缴纳？

　　李之藻补充说民间向来有“久佃成业主”、“田入佃手，佃如虎踞”的俗语。崇祯好像想起了什么，欲言又止。沈飞也想起来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提到过这种俗语和事情，不过顾炎武现在才十七岁，这本书顾炎武十一年后才开始写，崇祯自然不能现在提出来作论据。

　　李之藻继续解释，田是佃户在种，许多田主对田地远不如佃户熟悉，不少田主甚至连田地哪里都不知道，佃户随便找个理由就能隐瞒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朝廷收赋税难，田主收田租当然也难，收一家佃户的田租难，收十家、百家更难，如果上千家，就难上加难。许多时候田主的地因此被佃户侵占，也自认倒霉。

　　崇祯问田主难道不能打官司告佃户吗？汪汝淳说告自然是可以的，可是打官司也不容易，要查清真相就难，即便在本地赢了，对方也可以去上级衙门上诉，有些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子，拖了两年都没有结案，耗费的精力和钱，还不如当初就不起争执。沈飞心想这和现代差不多，打官司拖时间就是基本策略，国内国际官司都一样，拖上个三年五年，即便最后输了赔点钱，在这三五年时间里也有很多办法捞够了。

　　李之藻说他有一个小友祁彪佳曾经在天启年间担任福建兴华府推官，就曾经处理了许多田主和佃户争议的案件，汇编成册。其中一件案子是俞姓秀才，花三十两银子向寺院买了一块寺田，结果佃农吴贵三、周干禄连续两年都没给俞秀才田租，还辱骂俞秀才，说是自己已经交了税粮，不用再给俞秀才田租，俞秀才最后只能不要田了，又以十八两银子的价格卖回给了寺庙的和尚，等于他倒贴给了和尚十二两银子。

　　接着说这是不愿交租的，还有佃农直接盗卖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贞吉的田，租给一个叫林君进的佃农，林君进死后，他儿子又把这田卖给了彭秀才。还有莆田陈家，和佃户林道积订立租佃契约，后来林道积的儿子林成宇觉得寺庙的田容易拖欠田租，就和寺庙和尚勾结，硬要把陈家的田说成是寺庙的田。

　　汪如淳说这些案子还都是有功名的生员、乡绅和佃农之间的纠纷，打起官司来，生员和乡绅还能有身份的便宜。要是没有功名的田主和佃农发生纠纷，要打赢官司就更难了。

　　李之藻又说这还是田主和直接种田的佃户有纠纷，还有的案子，佃户又把田转出去，转个三四次，这发生纠纷要查清就更难了。有一个案子里，秀才欧阳春把田租给佃户张文武，张文武又有自己的田，连带自己的田又转租给了江得益。然后江得益又把这些田转租给了池子奇。几个人互相推诿，根本不知道田租该向谁收，怎么收。

　　汪汝淳说有些地方田主连田在哪里都不知道，收入多少只能看佃户心情。名义上有田的田主，有时候收不到田租，还要交纳赋税丁税，当然叫苦连天。因此许多时候，有田还不如没田省心，这才是商人不愿意多买田产的原因。

　　崇祯又说这会不会是汪汝淳个人的见闻，李之藻又说不是，他查阅过嘉靖时的《徽州府志》记载“商贾虽余赀多，不置田业”，至于如今的江南，巨富之家往往靠经商获利，许多富家只有田几百亩，有田千亩不超过富家四成，至于有田超过万亩的少之又少。隆庆时李豫亨曾经《推篷寤语》中说：“有田而富者，要按亩交税当差，无田而富者，既无输官，也无差遣。故此有田而富远不如无田而富者自在”。

　　崇祯又问罗雅谷欧洲各国富商买地多不多，罗雅谷说欧洲各国富商有钱后最喜欢买地，欧洲各国和明朝不一样，土地不只是财产，也代表权力和名望，许多商人设法购买土地，就可以由此获得贵族爵位，他们购买的庄园成为领地，可以任意处置农奴，而在明朝，土地只是财产。

　　明朝富豪怕有太多土地，不容易收租。欧洲的富商则没有这个顾虑。领主对农奴有绝对的权威，如果农奴敢反抗，基本上没有活路。就算去向更大的贵族或国王申述，也不可能支持农奴。许多意大利商人买到庄园和贵族头衔后，根本不必自己经营，保留原来的管事和仆役，自然就可以把农奴管得服服贴贴，每年获得大笔收益。

　　在旁边一直静静听着的沈飞觉得有些好笑，崇祯今天大概是想询问一下土地问题和设想解决的办法，不过中国和欧洲土地问题的真实情形和他原本的认知差异太大，在询问中好几个次暴露出了自己这方面的无知，还在罗雅谷面前“出了洋相”，却还没有达到目的，吃了个瘪，恐怕还是第一感觉到穿越者不如土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