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你说他们会平安的回来吗？”吕素小心的问，心中既想却又怕听到老萨满的回答。
老萨满没有正面回答，却敛起了笑容，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缓缓地说：“孩子啊，你知道我图安国的来历吗？图安源自殷，殷人认为天地万物皆有鬼魂、鬼灵或精灵，而这些魂灵有超凡的能力，他们能定人们的生死祸福。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由于灵魂作祟的结果。人死后肉体虽然消失，但灵魂却不会死亡。失去肉体的灵魂即鬼魂生活在另一世界，他们也要吃喝住行，也有喜怒哀乐。他们具有超人的力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进行监视和赏罚。人们为了希望鬼魂不要作崇，不要对自己产生危害，就对鬼魂设祭献祀，消除鬼魂的不满，向鬼魂表示屈服，取悦于鬼神……”
吕素不明白老萨满为什么提起这些，她却知道殷人对鬼神的崇拜，以及近乎疯狂的祀鬼行为，她自幼也有所耳闻。殷人祀鬼是以求达到与鬼神玄冥共通，在殷人眼里，鬼神比活人更有威力。活人解决不了的疑难和祸福，诸如人的生死病疾，天的阴晴冷暖，战争的胜败，田猎的吉凶等等。都要通过占卜请示祖先，祈求祖先给予启示和保佑。出於孝心，他们也体贴到自己的祖先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大量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享用的事便发生了。名目繁多的祭祀行为甚至导致了殷商的灭亡。这种的带有明显宗教热忱和迷狂的风气发展到周代已经被冷却，周人看到了这种弊端，因而将注意力投在礼乐的尊隆之上。有礼，不失上下尊卑之分；有乐，不失王官百姓之和。在这分与和中缓解了由上至下的祖先崇拜之主体诉求的宗教般的狂热，并且能够确保统治的稳固。然而周王室的衰败使得礼乐制度崩弃，最终迎来了战国的乱世和秦的统一。
老萨满叹了口气：“……帝辛伐东夷耗尽了国力，打了大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却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殷商就此亡国。余下的子氏子民辗转流落到燕北之地。”
吕素小心的看了老萨满一眼轻轻的“哦”了一声。她知道自己身体里流着的可算的上是正宗的周人血液。
老萨满却哈哈一笑：“怎么？怕了吗丫头？我知道你是周公主之后，那又何妨？殷人亡国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周人，再说那图安王不也娶了周公主吗！”
吕素拉着老萨满的衣袖吃惊的问道：“阿婆，这些你怎么都知道啊？”
老萨满爽朗的笑道：“我可是法力无边的萨满哪！”
吕素心中不禁有些惶恐，小手掩口轻声问：“真的吗？”
老萨满笑而不答，她转头望着远处的王城的方向，眼中迸射出火花似的光芒，但一霎时，又隐没在眼睛的深处了。老萨满缓缓的接着说：“活着的奴隶主贵族役使着成群的奴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出於孝心，他们也体贴到自己的祖先需要奴隶侍奉，于是屠杀奴隶送往鬼神世界供祖先享用的事便发生了。可杀光了奴隶又有谁为你种田？谁为你放牧？于是便继续征伐以期俘虏更多的奴隶，也引来更多的反抗，加上帝乙把王位传给了次子纣而不传给长子微子启，朝廷随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向纣发起进攻。加上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王族中的反对者也是大有人在。王室争斗，根基不稳定；征伐过度，加上残酷的人殉，丧失奴隶人口。王族反叛，结果殷人终于亡于周人之手。哼！眼下的图安……不知怎地总让人想起帝辛末年啊！”
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三皇五帝中的一帝，在《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
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盘庚迁殷后改国号商为殷。而周人称殷商，多少有些蔑视的意味。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代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
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自盘庚以后，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回头来看看毛主席的评语，便能理解为什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能够理解“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因此，微子启从周人手中乞求而建的宋国的商人后裔，才会写出《玄鸟》那样的诗来纪念帝辛、赞美帝辛，称帝辛为无微不胜的“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