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628年生,683年逝世,陇西成纪(今属甘肃)人。唐高宗皇帝。字为善,太宗第九子,始封晋王。贞观十七年，立为皇太子。公元650～683年在位。在位三十四年。谥曰天皇大帝。

　　唐高宗李治是第三位登基的唐朝皇帝。应该说，作为一个唐朝的皇帝，李治是幸运的，因为，他继承了父亲太宗的辉煌基业。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帝王生涯来说，“子承父业”同时又是不幸的。当人们观察他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往往是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既而在他身后又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在他们两人并驾齐驱的时候，又总是被武则天抢占了头筹。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差不多被历史忽略的高宗，却平稳地做了35年的皇帝，这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高宗从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永徽以后，在位期间，一共14次改元；除了他身后的武则天因为经常会在一年当中数次改元而有18个年号外，高宗又是唐朝皇帝中拥有年号最多的一位。

　　太宗有14个儿子，李治排行第九，他是长孙后所生，小名“雉奴”。贞观二年（628）六月出生在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封为晋高宗《矛江叙帖》

　　王，七年(633)，遥授并州都督。在他前面，不仅有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而且有四子李泰，均是他一母所生的同胞兄长。在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传统当中，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能够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且能继承大统，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李承乾自幼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承乾立为太子。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但他生于深宫之中，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太宗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也即是长孙后所生的次子、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魏王泰恃宠骄横，久有夺嫡之心。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取代太子长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收敛，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而太子承乾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只是很快事机泄露，李承乾便被太宗废为庶人

　　这时候，太宗有意立魏王泰为太子，但大臣们提醒他，如果坚持就这样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的一天，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长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世绩和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子（齐王、太子和魏王）一弟（汉王），所为如此，我心实在失望已极，百无聊赖。”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也不再绕弯子，请他将心事赐示。此刻，太宗才回答道：“我欲立晋王.”须知，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娘舅，他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晋王于是急忙下拜。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聚百官于太极殿，询问诸子之中谁最适合被立为嗣君，众人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为嗣!”太宗见晋王李治居然成为众望所归，也一时龙颜大悦。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七日，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太宗在太子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而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关于李治的“宽仁孝友”，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事实证明，太宗凭借李治的“仁孝”而作出的这一决定，得到了长孙无忌等朝廷亲信大臣的拥护和支持。选立李治以后，太宗在当月下诏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每逢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使李治得到实际的政治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题发挥：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了这样的话，都会马上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父皇的教诲，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太宗晚年还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总结自己，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晰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的大军返回长安。由于太宗病体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亲的身体。太宗这次卧病以来，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不少时日。就是这个时候，他和同样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这是后话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岁的一代英主长逝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命运似乎注定要考验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当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于昭陵的始建于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阁（民国初年）时候，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晋州尤其严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这一年，天下诸州，水旱相继，关辅之地，又遇蝗灾，而且，晋州地震竟然持续了二年多。这的确给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难题，更何况李治还是曾经以晋王的封爵升任储君而得天下的。就当时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这自然会给刚刚当国的高宗带来极大的压力。他除了“诏遣使存问，给复二年，压死者赐绢三匹”，妥善安置善后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还就此事在朝廷上公开与群臣交流，并表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屡发生地震。这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后的丰采在不经意当中显示出来。

　　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昏懦”的评论。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又如何会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评价呢？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从征伐高丽的战果来说。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太宗去世后，因避讳，改名绩）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再者，从他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而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死形成了强烈对比。

　　也就是说，即使把他和太宗的个人风格做一比较，说他“昏懦”也很不客观公平。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具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为主导的评价色彩。此事牵涉很广，我们还会在“武则天”一节中谈到。这里我们只是想说，高宗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与他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可以“母仪天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皇后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更何况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所以与历史上评价武则天是“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撒手人寰还约有十年。那么，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无疑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再者，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况，他还常常会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赖武则天一个人。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他不仅在永徽年间勤勉国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

　　再说，高宗在处置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也从来不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岭表，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懦”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