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大的密室内，五十多名来自帝国各地，代表着各自地区，各自行业的商人与资本家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的在低声交谈着什么，有的则在低头沉思着。密室的中央，一名年纪约莫五十岁的中年人正在奋笔疾书。
约莫一盏茶的功夫，那人放下了毛笔，拿着刚写好的文件来到了门边。
“好了？”站在门边的中年人回过了头来，顺手丢掉了手上的烟头。
当时，香烟还是很时髦的“奢侈品”，只有达官显贵，或者富豪商贾才能享用这种来自美洲大陆的特产。
拿着文件的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同时将文件递了过去。
很快，门边那人就看完了文件。“交给大家传阅一下吧，另外，还有几处地点需要润色。重新抄录一遍后，我们再署名盖章。”
又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密室内的五十多人回到了靠墙的椅子上。
随着重新抄录的文件在众人手上传递，文件上多出了五十多个签名，五十多个手印，以及代表帝国商人与资本家集团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印章。
被誉为“帝国宪法之母”的《自由与民主宣言》就此诞生。
次日，即明历一百七十年（公元1538年），即位已十七年的世宗皇帝正式宣布解除南北封锁令，任命严嵩为内阁首辅，同时设立议政院，专司监政议政。
至此，以“大礼仪”事件为爆发点，持续了十七年，被称为“立宪战争”的帝国第二次内战正是结束。
内战的起因，还得从十七年前说起。
武宗皇帝驾崩时，无子嗣，也无兄弟。也就是说，需要从帝国皇室中选出新的皇帝。
按照“顺位继承权”，武宗皇帝的叔父，孝宗皇帝的弟弟，既兴献王长子为皇位的头号继承人。
当年，即明历一百五十三年（公元1521年）四月，世宗皇帝正式即位。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对南方的新兴资本家以及北方的守旧地主来说，世宗皇帝都是最好的选择。
首先，世宗皇帝生于新兴工业资本发展迅速的湖广地区。
其次，兴献王乃湖广地区最大的地主。
也就是说，世宗皇帝具有资本家与地主的两大身份。而当时，帝国国内最为尖锐的就是新兴资本家与守旧地主之间的矛盾。
完全可以想像，资本家与地主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要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资本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换句话说，资本家需要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城市，成为自由工人。另外，工业发展需要包括棉花、麻、蚕丝等原材料，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因此，从宣宗皇帝时期出现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武宗时期，帝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种植园。
不管是“解放”农民，还是种植经济作物，还是建立种植园，都触及到了地主阶层的利益。虽然到武宗时期，帝国南方的很多开明地主已经转为生产工业原料，即种植经济作物，成为了种植园主，加入了资本家的行列。但是，在帝国北方，特别是适合棉花，甜菜（糖的原料）的地区，绝大部分地主仍然抵制工业化浪潮。
当时，唯一能够坐上帝国皇位，并且不引发内乱的只有世宗皇帝。
问题是，世宗皇帝根本无法化解帝国国内的严重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正是世宗皇帝激化了帝国国内矛盾。
一切，都是由世宗皇帝的出身带来的。
世宗皇帝为兴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的侄子。也就是说，他与武宗皇帝是堂兄弟关系。
即位之后，与皇统有关的争论就出现了。
说白了，就是世宗皇帝的父亲，兴献王的名位。
按照帝国皇治，皇帝的父亲是太上皇，即便已经过世，也应尊其为皇考。可兴献王为孝宗皇帝的弟弟，武宗皇帝的叔叔，若兴献王为皇考，将孝宗皇帝与武宗皇帝置于何处？更何况，当时武宗皇帝刚刚驾崩，世宗皇帝刚即位。
四月，随着年仅十六岁的世宗皇帝下诏，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
同月，内阁府出《罢废案》，反对世宗皇帝擅改帝国大宗。
五月初，由锦衣卫改编而来，受皇帝指挥的禁军包围了内阁府，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五名内阁大臣（即内阁部长）请辞。同日，世宗皇帝获准杨廷和等大臣的辞呈。到此，“大礼仪”事件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六月，世宗皇帝宣布解散内阁，任命前司礼大臣张璁重新组阁。
同月，杨廷和到达南京，联合南方五大家族，共同商议对策。
月底，世宗皇帝正式任命张璁为内阁首辅，并且成立了新内阁。当时，新内阁的主要大臣皆是世宗皇帝的支持者。
七月初，杨廷和在江南五大家族的支持之下，在南京宣布成立临时内阁。
同日，在杨廷和宣布了“讨伐令”之后，南京临时内阁下达“封江令”，断绝了南方与北方的水陆交通，并且从广东、福建、台湾、云南、四川调遣军队入京（南京），加强了两江防备，准备北伐。
面对南方资产阶级的威胁，以世宗皇帝为首的北方集团也积极备战。
只是，当时双方都没有放弃和解的努力。毕竟，对刚刚经历了“黄金三十年”发展的帝国来说，资本主义，以及工业化进程已经深入民心，甚至影响到了帝国每一个臣民。更何况，杨廷和为武宗皇帝时期的旧臣，深知战争带来的危害。
同样的，世宗皇帝刚即位，即便得到了张璁等旧臣的支持，根基仍不牢固。
最重要的是，北方工业匮乏，战争资源贫瘠，若打起来，北方集团并无胜算。
杨廷和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下达了“封江令”之后，并没急于北伐，而是希望通过封锁迫使世宗皇帝让步。
到明历一百五十四年（公元1522年）正月的时，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仅仅封锁半年，帝国北方经济就濒临崩溃。
当时，一石大米的价格从一两白银涨到了五两，仍然是有价无市。布匹的价格更是上涨了十多倍，仍然是有求无供。最重要的是，维持北方军队的军饷军资也严重缺乏。若无法打通南北贸易，导致军队哗变，不等南方集团出手，世宗皇帝都将失去皇位。
见到封锁起到了效果，杨廷和不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强了封锁力度。
当时，北方所需要的很多重要物资，都是通过走私，或者第三方购买的方式从南方获取的。不说别的，北方军队需要的火铳、火炮几乎都是先由日本与朝鲜从帝国南方大量购进，然后以高价贩卖给北方政府。
可是，不管是第三方购进，还是走私，都不足以维持北方政权的稳定。
无奈之下，世宗皇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向南方政权妥协，要么主动进攻，在战争资源耗尽之前，占领南方的工业重镇，获取工业资源。
三月，北方军进攻扬州，第二次内战正式爆发。
四月，由南方政府控制的帝国南洋舰队北上，在刘公岛击败由北方政府指挥的北洋舰队，最终完成了封锁威海港的任务，成功打开了进入渤海湾的大门，并且于三个月之后进军秦皇岛，完成了从侧翼包抄北方集团的任务。
因为北方缺乏造船工业，也缺乏基础工业。
整个战争期间，南方集团的重点全放在海上，而北方集团的重点则放在陆地上。问题是，北方集团能够跨过长江吗？
扬州失守之后，新组建的东洋舰队逆江而上，迅速封锁了镇江与芜湖之间的江面。
从此开始，直到战争结束，北方军团都未能渡过长江，也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江南地区的工业中心。
相反，在海军的支持下，南方集团顺利开辟了第二战线，并且在明历一百五十八年（公元1526年），派军从威海出发，几乎横扫整个山东半岛，严重动摇了北方集团的基础。当时，山东是北方集团最重要的产粮地。
帝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在此时诞生。只不过，当时用的并不是这个称呼。
到明历一百六十年（公元1528年），北方集团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内战进入了停停打打的阶段。
在此后的十年之中，南北双方一共进行了五次三十八轮和谈。
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打了上千次。虽然没有爆发内战初期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且交战双方都有所顾忌，但是十年的和谈给帝国带来的仍然是难以愈合的创伤。
也正是在这时年中，一些思想先进的资本家意识到，相对集中的皇权所产生的危害。
在第一次内战，也就是“宪政战争”之后，内阁府取代中央朝廷，可是皇权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内阁首辅是由皇帝任命的，如果皇帝愿意，随时可以解散内阁，由其亲信重新组阁。
只是，宪宗、孝宗、武宗三位皇帝都励精图治，且把重点放在了对外扩张上，需要资本家，商人的支持，对待内阁政府相对宽松。
问题是，谁能保证今后的所有皇帝都如同宪宗、孝宗与武宗？
不说今后，世宗皇帝就已经让资本家感到心寒了。
因此，削弱皇权，约束皇帝成为了当时所有有远见的资本家的共识。或者说，必须要确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在该体制中，皇权是次要的，甚至没有任何影响力，同时政权必须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
内阁是理想的选择吗？
当然不是，如果内阁掌握了所有大权，那么内阁就将成为新的“皇帝”。毕竟，皇权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高度集中的权力。
因此，新的政治体制中，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机构来限制皇帝与内阁的权力。
正是在此基础上，“议政”的设想出现了。
所谓“议政”，就是所有资本家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拥有发表政治观点，并且建立政治基础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资本家手里的，而是由代表资本家的政客掌握。
另外，为了赋予“议政院”实质的权力，议政院必须具备监督内阁政府的能力。
随着“参政议政”思想的扩散，也就出现了篇首的那一幕。
内战结束前，控制着帝国工业命脉的五十多个大家族的代表共同签署了《自由与民主宣言》。并且迫使世宗皇帝接受了由五十个资本家族，以及代表帝国各行各业的数百名代表组成的“议政院”。
当时，“议政院”并不是后来的“议院”，因为议政院只有监督权，而没有立法权。
直到数十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普及与发展，议政院才演变成了后来的议院，并且掌握了立法权。
当然，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议政院的出现，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从此开始，资本家真正获得了参政议政的实权。
明历一百七十一年（公元1539年），出身南方资本家庭的严嵩改组内阁，共设十八个部门。此举再度分散了内阁大臣的权力，并且细化了内阁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就削弱了皇帝对内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此举对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严嵩内阁的三十六名正副部长中，有二十一人来自南方资本家集团，仅仅只有十五人来自北方地主集团。
到明历一百七十五年（公元1543年），内战的创伤基本上愈合，帝国国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只是，在帝国沧桑剧变的二十年中，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