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W:28|H:30|A:C|U:http://file1.qidian.com/chapters/20111/17/1811396634309045128122500526047.jpg]]]1905年，清朝建立了巡警部，从此翻开了中国近代警察的历史。而在此之前，具体承办捕盗缉凶、查赃验尸、巡逻打更、禁赌禁毒、站堂行刑、解囚守狱等等治安事务的，则是各级政府中招募的衙役。本文对其作一些简单介绍。在清朝，基层州县政府里，衙役一般设置为皂、壮、快三班，俗称为“三班衙役”。皂班的衙役叫皂隶，目前在一些严肃的影视剧和传统戏曲中还能看到他们的形象:官员出堂或出巡时，手执刑杖，或站堂或开道，为官壮威。审案时，主官下令用刑，他们充当打手。壮班的衙役称为民壮，其职责是押解钱粮响鞘(一种专门装银子的木筒)。古时候上缴税款全是沉重的银块、成车的粮米，车载人抬，十分不便，需要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护送。这种艰苦劳累的差事就是民壮的主要职责。除此之外，官员出人，他们要护送。平时对城池、仓库、监狱要进行巡逻守护。所以，从职责上看，民壮更近似于今天的武装警察。快班，又分为马快与步快。顾名思义，马快是骑马行动的，步快是靠两条腿行动的。但他们的职责相同:催征地丁、契税，手持传票传唤原告被告等等。如果壮班人手不够，也要协助护送官员，押解钱粮。所谓“三班衙役”，不过是个概称。事实上，除了皂、壮、快班外，衙役的名目种类大约还有十余种。如，有专门捕盗缉凶、解囚查赃的捕役;有专业检验尸伤凶伤的件作;有专管监狱犯人的禁卒等等。非常明显，捕役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刑警，件作是名副其实的法医，禁卒则相当于今天的狱警了。在满清地方政府衙门中，衙役数量一般是官员的40倍。这些衙役又分为正役和帮役两种。正役可以上报户部报销工食银两;帮役没有工食银两可报销，但也需经过省衙门认可。除正役帮役外，还有一种白役。白役不上名册，是正役私带的帮手。清政府曾三令五申禁革白役，非但没有收效，反而越禁越多，最后变成“一名皂快，帮丁数十”。按规定，衙役要从“纳粮二石至三石之良民中选拔”。一石约合今日150公斤，二石就是300公斤。能缴得起300公斤至450公斤税粮的，必是小康之民。这些人要充当衙役，也需递交“自愿投充”的申请，由知县(县长)批示“准充”后，方能录用。一旦成为正役，一般都要充任终身。因为当了衙役，不仅可以免除摇役、差役的侵扰，更可以在办案和执行公务时每年敲诈勒索到近千两白银的外快。在清代，发了案一般都是左邻右舍报告甲长，甲长报告总甲长，总甲长察报知县。对于命盗重案，知县需要亲往。一般案件，便派捕役书吏等出警办理。到了现场，捕役侦察缉捕、查赃勘验，件作检验尸伤，书吏记录证词，总之是各尽职责，尽量搞清案情，与今日出现场无多大区别。查出实情，由刑书(专司文字录供之人)起草案情详文，画押用印，以备汇报。由刑幕(知县的私人顾问，或称师爷)根据案情引用律例作出“拟律”意见，然后将案犯、佐证、凶器、审录等等一同点查清楚，解送上级知府衙门。一件刑案就算在县府办理完结。如果案犯一时抓不着，需委派捕役外出抓捕，那么往往一方面优待捕役，多给他盘缠;另一方面监禁他的家属，让他在外尽职尽责，不敢逍遥。捕获的人犯，初步审理后收监。监狱分内外两监。强盗和斩绞等重犯关内监，其余的人犯关外监。女犯另置一室。一般来说，轻罪犯人审理清后，或答(鞭抽)或杖(打屁股)，当时就处罚完了。关押进监狱的自然是犯罪严重、知县无权处置的。这些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尚未审清、尚未结案的现审案犯;另一部分是县府已审完，需押解到府衙和省衙审理，或者已经经过上司审理，又被押解回县府等待刑部批文的人犯。刑部批文下来，如果是斩绞立决，那么就可以执行了。如果是军流徒刑，那么就要在两个月内押解犯人起程。如果是监候，那么则需继续关押，等待秋后再审。在办案过程中，往往要涉及乡邻证人，需要带回县府随审。这些人既不能与人犯关在一起，又不能放任。于是，原本是三班衙役值班室的“班房”，便发展成了羁押未决犯、乡邻证人的处所。以致后来人们更是用“坐班房”泛指了监狱。不过，即使在当时，政府也严禁设置班房，但班房却普遍存在。有的县里更是多达十余处，关押人数多至八九百。班房羁押的人员没有期限，所关之人二三年不能得见县官，每日只给稀粥一碗，终年不见天日，苦不堪言。关在监狱中的人犯，情况更好不到哪儿。不仅生活悲惨，生命也毫无保障。有钱的，可以住“净室”，甚至自己购置“精舍”居住。而无钱的就住“套监”。所谓“套监”，周围是一圈木栅栏，地面污秽潮湿。铺一层霉烂的腐草，蒸发出恶臭气味。人犯进人，不能卸掉械具，两手还要系在木栅上。稍过一阵儿，草堆里的蛆虫爬遍人身，眼耳鼻唇，凡有穴的地方，虫满其中。挨过一昼夜，壮汉能生存的，“十不得一二”。牢死的人犯，清律称为“痰毙”。清朝每年死刑案件不过三千多件，而“痰毙”之人却达上万。可见其惨。关押的人犯，县衙审理完结，还需押解至府衙和省衙复审。钦部要案(皇帝和刑部挂牌的大案)还得将人犯押解至京都刑部监狱，审完再押回原地。判了徒(服劳役)刑的，押解到各地的骚站(专为公差设置的招待所)当差。判流(也叫军流，指充军)刑的，多发往东北、新疆给披甲旗兵为奴，也有发往边远无人的烟瘴之地当差的。押解人犯的过程，《水浒》中有多处描写，清朝时与此大致差不多。需提及的是，不管押解路途远近，耗时多寡，费用全由解差衙役自备。押到府省监狱，一名解差需要在监陪伴人犯，另一名解差需要在外筹送囚饭。其中的苦秽，常人自然难以忍受。于是很多接到解押任务的衙役便雇请人代劳，自己则名为“督解”，实际并不上路，只在本县催逼人犯家属，筹备所需钱款送到府省。衙役在清朝地位十分低微。法律就直呼其为“贱役”。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痛恨和鄙夷之，认为他们是“无赖之徒”、“积年惯盗”。在家族中他们也要被人唾弃。充当了衙役，需要忍受开除族籍、逐出家门、死后不准人祠等处罚。后世子孙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政府和社会又须臾离不开衙役，他们是最基层的执法人员，老百姓正是从差役的活动中感受国家的权力和法令的威严。而他们的生活费用却少得可怜，正役每年也只有六、七两白银的工食银，还不够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极为矛盾的状况，使得官府不得不对他们的敲诈勒索采取避而不问的态度。于是，差役们便堂而皇之地伸腿要钱，如狼似虎地任意勒索。对原告要“买票”(指传票)钱，对被告要“饭食钱”、“车钱”、“辛苦费”，对人证要“差使钱”，拿人则要“鞋脚钱”、“轿子钱”。原被告要求和息调解时，要“和息钱”。特别是遇有盗窃案件时，衙役便将邻居中家底殷实、无人在外做官的，指为“窝户”，拘押要钱，有时一连拘押数家。被拘押的有出至七八千的，有出至十数千的。老百姓告状，花钱不到位，则开堂无期。虽然县官屡屡催促，但衙役总以人证不齐为由搪塞。衙役之危害，最大的是草菅人命。清律对刑具和用刑有严格的规定，严禁官役滥施刑威。但具体执刑时的舞弊行为却仍避免不了。比如刑杖，长短粗细可以有规定，但新旧、燥湿却无法规定。新刑杖有棱有角，湿重而且多刺，损伤人体严重。旧刑杖磨损得圆润光滑，干燥轻巧，相比较，伤人自然也轻。行刑时讲究更多，力度大小不必说，杖打的部位也很有区别:打一杖，又隔开一点打一杖，然后中间再盖一杖，这种打法，皮无破损，但内里肉却像腐烂的瓜瓤，“十有半活者”。而贿赂了衙役，便一杖一杖重迭着打，皮破血出反而不死。草营人命的衙役，往往有两套刑具，标准的一套供上司检查，滥设的一套才供常用。用刑轻重，人犯生死，皆以银钱为尺度。所谓“不仅重刑死人，轻刑也可死人;不仅轻刑生人，重刑也可生人。”清代衙役的危害，除了说明****政体下司法本身代表着黑暗而外，也预示着****政体下的传统社会已经容纳不下法制的全部内容。对于这种危害，清最高统治者并不是不清楚，也不是不想限制。但是，尽管谩骂抨击之声不绝于时，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也许这才是清代衙役制度的最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