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喜剧”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南台

　　　　“喜剧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吗？确实有人这么说过，而且是大人物，但现在是谁都不服谁的时代，不说名儿也罢，加个“吗”，就有了讨论的味道，不是拉大旗做虎皮。

　　　　还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喜剧观念和喜剧的繁荣是一国文明的标志”，这句话才像有水平的人说的，一般人不会那么咬文嚼字。可为什么？恐怕得从喜剧的功能上下手。

　　　　喜剧的功能，明显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娱乐功能，二是批评邪恶功能。娱乐功能一听就懂，喜剧是笑的艺术，自然就是娱乐功能在起作用，喜剧之所以非常受欢迎，一半的原因就是它能娱乐大众。批评邪恶功能，还得好好说道说道，喜剧惹事儿，主要是这个功能惹。

　　　　“邪恶”不好惹啊，公共车上小偷由偷变抢，多数人都不敢吱一声，说明小混混都不好惹，要是握着刀把子的强权，恐怕就更不好惹了。但喜剧的功能之一就是“批评邪恶”，一些居心叵测硬是要把喜剧作家往虎口里塞的人还故意把这项功能说成是喜剧的“职责”，你不批评，见了邪恶绕道走，岂不“失职”了。可一“尽职”，麻烦就来了，特别是当邪恶强大得使整个社会都显得不文明时。

　　　　那样的时代，中外历史上都有。封建时代，宫庭贵族们也是喜欢娱乐的，看看历史记载就知道，许多国王都在宫里养着俳优，闲暇时说说笑话，演演滑稽戏，供他们开心，可一旦话头儿刺着他们，立即变脸，俳优的脑袋就被拧下来了。比如鲁定公时期，一优人说了句与君有关的笑话，就连我们一向觉得很开明的孔老夫子也不能容忍，说“笑君者罪当死!”身首就异处了。多时候，优人们并不是要嘲笑君王，只是想将讽谏之意隐藏于言谈笑语之中，达到既愉悦君王又警醒君王的目的，意在“建设”，不是“破坏”，但还是不为君王所容。

　　　　这事儿外国也有，名气很大的亚里士多德著了两本书，一本《悲剧论》，一本《喜剧论》，《悲剧论》神气活现地在贵族们的书柜里一直呆着，《喜剧论》却被烧掉了。喜剧演员也常被绞死。莫里哀伟大了几百年，至今我们听这名字都要心生敬意，可当年也因为是喜剧家，几乎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难怪麦瑞狄斯要说：“喜剧诗人还受到敌人的左右夹攻；这种左右夹攻的味道，是悲剧诗人、抒情诗人、甚至哲学家，都从来没有尝过的”。莫里哀也感叹道：“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几年前写过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36万多字，里面谈到喜剧小说的只有一小段，说：“讽刺、幽默小说，此时也不能有继续的推进。……其价值、地位则受到怀疑。它们是否会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一直含糊不清。因而，60年代初出现《在软席卧车上》（作者欧阳山。仅仅一个小短篇）这样的‘讽刺小说’，因其久违而在开始受到欢迎，但最终还是得到被批判、否定的待遇。”可见事情真的“并不简单啊”。

　　　　说到底，实质还是个宰相肚里能不能撑船的问题，大海里什么船都随便撑，小河沟就难点。反过来看，情况就比较明了，如果各种船都可以撒着欢儿撑，那一定是在大海上，如果这也不许，那也不许，肯定是小河沟。能撑大船，是海洋的标志；喜剧作品繁荣，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那么多的喜剧作品相继出现，不正说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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