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6日，农历壬申年正月三十，惊蛰。虽然是星期天，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还是在新落成的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了首长参谋部推演作业。当时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刚结束，西北边防军派出了自己的观战团，他们分别在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指挥部及前线观摩了全过程。三月初中日罢战后，他们就返回长安了。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对于这次中日正规军的首次战役级别对抗的总结特别重视，观战团一回来，就组织了这次周日的兵棋推演作业。
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坐落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脚下，1927年我刚和冯玉祥达成由我主管西北军政的协议，我就开始组建了这个学校。苏联军方对这个学校表示了很大兴趣，他们基于黄埔军校在中国大革命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决定全面援建长安步校和后来的张掖炮校。苏联从建筑设计到教程都有参与贡献。军校有完整的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大礼堂、大小操场、体育馆甚至温水游泳池一应俱全。苏联人还体贴地在军校的大门到二门之间设计了一个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欧式庭院酒店，军方的客人经常安排在这里，酒店和军校大礼堂、体育馆隔着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相对。苏联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礼堂设计成了圆形，富有东正教风格，当然了，他们骄傲地说这是拜占庭风格。而且据说这种设计能抗地震。
很快，步校的大礼堂就成了名闻全国的建筑，原因令人哭笑不得。军校落成典礼是1931年夏天，苏联红军代表团团长是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他曾经在1927年-28年进修于德国总参军事学院，期间对波茨坦军校等进行了考察，所以对德国军官养成体系很熟悉。他对中山步校的课程设置提了个很有意思的建议，那就是要开展军官的社交训练。据亚基尔介绍，德国军校每一到两个月会安排军校生们去参加舞会，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是培养军官的社交能力，发展正常人格，提高军队形象和军官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校方有机会以社会为背景考察军官的能力与素质。我当然觉得这个措施很好啦：在中国，军人一向就被视为粗野无礼的丘八，不为正常社会所接纳，中国的抗战需要一支新型的军队，新军队需要的是代表中国社会最进步最文明的力量的军官团。于是，我马上让步校方面研究添加了军人的社交培训课程。
这就给高级步校的这帮臭小子们提供了丰富文化生活的借口。他们说，要给学员提供社交培训，就得用圆形大礼堂做交谊舞会与长安各院校女生联欢开派对。步校学员们个个年轻多金（西北边防军待遇优厚），学识出色（步校入学要求数学语文高小毕业水平），常年严格的军事体育（军校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必须选择一项体育运动并达标，很多学员选了网球或者现代五项）和军姿军容训练，造就了他们挺拔的身材和敏捷的身手，他们成为长安很多学校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欧式建筑的舞场优雅宽敞，礼堂前的草坪青翠诱人，道旁的松柏四季常绿，舞会时候供应的西式餐点风味独特，还有出色的男舞伴们，高级步校大礼堂的军人交谊舞会成了长安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三十年代的长安小报总结了长安高等院校特色排行榜，其中有吃在女师（长安女师伙食免费而且花样多），舞在步校之说。这种八卦之说，很快便传遍民国教育界。
这名声后来还给我带来好大麻烦，是这样的，南京陆军大学那帮子纨绔，被长安步校舞会的名声吸引，居然十三期有一个正则班闹着要全班到长安参加军人社交培训课程，说南京陆军大学课程设置是bullshit。这事儿惊动了陆大教育长杨杰。
杨杰，常凯申在日本陆士的同学，常凯申在陆士考试不及格，被派去养马锻炼，杨杰可是陆士优等生，以出色成绩结业的。这位据说还是少有的日本陆大十五期毕业生，他学业出色，压日本人一头，对此天皇也质问校方原因，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陆大校方给了天皇一个科学答案：杨杰脑袋大，脑容量超出大和民族极限，自然能干。天皇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真派侍从和杨杰商量了，用尺子量了他脑袋的三维，比较昭和年间厚生省提供的数据后，确认杨杰脑袋是比同龄日本男子大一圈。
杨杰对学员们的抱怨进行了仔细调查，很快他的大脑袋就有了结论，那就是这帮马鹿根本是扯蛋，他很快给常凯申写了份报告，该报告之结尾在陆军教育界传为美谈：经职多方研判，其（这帮马鹿）名为向学，实为思春，难逃委座之法眼。唯长安步校，枉戴国父之名，设此游戏之课，亦属误人子弟不浅。
常凯申是个特别注重军人风纪的主儿。后来抗战期间，在云南驻防的七十一军军长黄埔一期生陈明仁的士兵被常凯申看到破衣露腚的在做工事，立刻被骂，为此师徒二人还当着云南王龙云的面大吵一架，陈明仁说的也是，那衣服又不是陈明仁自己做的，是常凯申的后勤发的，洗一水就破。
问题严重在于，名义上，常凯申是长安中山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他以黄埔校长起步，后来就囊括了所有和军事沾边儿的校长，中山步校一开办，我就发电报给他，他还在北伐途中呢，很愉快就接受了，还托人把给军校的题字送了来，高级步校的金字招牌可是他题的，后来，嗯，我也从他那儿敲诈了不少经费，校长有那么好当？
结果就是我某日忽然接到了南京侍从室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就听到常凯申气急败坏的声音：“浓了该学堂里厢弄点啥事体？……”。常凯申青年时期常在上海炒股，他知道我也在上海长大，所以从黄埔军校我们同事的时候起，就习惯和我开上海话，他和我讲话有个特点，说公事时候开奉化国语，说私事的时候开上海话，还有，就是他急眼了就跟我说上海话犯毛腔（意思是吵架，顶撞）。
老常一犯毛腔，我通常都冷处理。常凯申这人一辈子吃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在黄埔的时候，何应钦有一次全校集合迟到十分钟，被常凯申当全校面前罚跪，我可是当场目睹的。这人你越辩解他越来劲，你得等他发作累了，他会自己问你原因的。我于是把话机放在桌子上，每过十五秒对话筒说一句：校长说的是。然后喝刚泡的红茶。大概过了六七分钟吧，话筒里安静了点儿，我赶紧拿起听筒，刚好听到他说：“侬自己讲，哪能会子事体。”哪能回子事体？我心想我总不能说苏联红军提议的。于是我说：“校长训示的都对，不过格个事体也是报纸不懂军事，唉话瞎讲。军人社交礼谊是我们学习德国国防军军官养成的一门课程啊，蒋百里先生勒了民国十八年写过回忆德国军事教育的文章里面也有这一章节，这不是您老人家让阿拉学习德国的嘛，阿拉见异思迁，不不，阿拉见贤思齐。校长明鉴，这并非我们独创异端邪说，我们严格按照德国国防军课程规范设置的，再不信，侬去问冯西克特将军，人家可没老糊涂了，……啊？我没说侬是老糊涂，我说侬老宝刀不老，……是，校长侬继续讲……”以下略过一千字。
从这个事件以后，长安高级步校成了全国军校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后来还真有不少步校学员在军人社交活动中找到了伴侣，常凯申的二公子也是在高级步校的舞会上巧遇的石女士，后来居然喜结良缘。抗战后西迁长安的明星电影公司以长安高级步校社交舞会为背景，拍出了电影终南山下，在美国放映后获得了学院奖项，电影及插曲都风靡各盟国。其实那时候的高级步校已经迁到张掖去了。日寇虽然多次轰炸高级步校，但是主体建筑物损伤不大，胜利后步校迁回原址，校园松柏常青，而一代又一代青年军官继续在这里成长成熟成才，步校的舞会也成了传统，尤其是学员的毕业舞会变得更为隆重，已经成为中国国防军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拜占庭风格的大礼堂是步校最著名的建筑，那么隐蔽在二门内的战术实验楼就是步校最神秘的建筑。这里戒备森严，有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和巡逻队。进出人员需要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件。这里的地下室是深挖很多米的。楼里有着最齐备的军事资料：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从成立开始搜集的军用地图，来自日、苏、美、德、英、法各国军队的军事教材、公开和内部刊物等，世界各大兵工厂产品资料，总之应有尽有。当然了，这些资料是备份，我们还有正本另外保留。
战术实验楼不是给中山高级步校学员们用的，大家可能对军事教育的不同阶段并不是很了解。高级步校是苏俄的叫法，它的课程类似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德国的波茨坦等四大军校，是用于培养中低级军官的。黄埔军校也是这个范畴的，只不过黄埔军校限于条件，是速成性质，很多课程是赶鸭子上架的，很多课程则根本没有。德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明确，波茨坦军校就是培养营长的，你从波茨坦出来，就该够格指挥一个营。
按照德国国防军体系，从波茨坦出来后，经过二年左右实际作战或者带兵的锻炼，如果你表现出是块料的话，你就有机会到总参军事学院深造。这是培养高级军官的，从这里毕业，你就够资格指挥一个师或者作为一个高级参谋军官。
列强的军事教育层次基本和上面一致，比如日本陆军大学（不是陆军士官大学），就起到德国总参军事学院的作用。不进陆军大学，你最多是个大佐。将官必须是陆大毕业。苏联红军也差不多，他们的层次是莫斯科高级步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总参军事学院。
西北边防军虽然没有德国国防军那么庞大严密的军事教育体系，也算五脏俱全，高级步校上面，我们有也有西北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不过我们是很讲求实际的，学院就设在高级步校的战术实验楼，利用这里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我们的师级指挥员和各级参谋人员。高级指挥员主要是培养联合作战与联合行动指挥能力，要让他们能应对极端复杂的情况，迅速决心并实现其决心。学员被分为一个个参谋组，每组7人，这7人分别是作战军官、战斗支援军官、战斗勤务支援军官和各专业兵种军官。学员们通过这种方式，习惯了步、炮、骑、工兵、防空兵的联合作战方式，也对当时很先进的装甲作战、航空兵作战有了相当了解。也熟悉了战役战术单位的后勤组织，这使得西北边防军在抗战中体现了高人一等的战术素质。
后来在抗战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在和现代化的日本陆军作战中，由于不熟悉敌人重炮、坦克、飞机的战术战法，遭受的巨大损失，比如淞沪抗战中，我军一个师刚到战场，习惯性地埋锅做饭，被日军重炮独立旅团通过炊烟发现，一个效力射下来，大半个师报销了。类似的事发生在二十九军，他们从北平撤往保定路上，在长辛店附近小歇，集中训话，结果被日军飞机逮个正着，由于二十九军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超低空飞行，准确扫射，打得一整个机枪连只有往高粱地里乱钻找掩护，可惜二十九军军服还是灰色的，在高粱地里根本藏不住，一个连都被飞机当静止靶打光了。
对坦克作战更成了各军的短板。日本的坦克与欧洲货比，是上一代产品，装甲薄，行程短，故障多。可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中国陆军对反坦克作战那是一点儿心得都么有。根本没有联合作战的概念，不熟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性能和使用，不知道怎么打破敌人的步坦协同。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逼着常凯申把几乎全国的战车防御炮都调到自己战区了，然后，由于不知道战车防御炮应该集中使用的道理，把相当于一个多团的战防炮切成四门五门的小队，分给各军，结果根本没起到作用。战防炮不得不听命于步兵营长，而步兵营长连战防炮有效射程都不知道，为了守住阵地，远远地就命令开炮，白白断送了珍贵稀有的反坦克火力。到后来，炮兵和步兵互相抱怨，互相拆台。韩德勤部在撤退的时候就干脆把六门配属给他们的战防炮（都是德国货）连同摩托化牵引车（也是德国原装）就地炸毁，让炮兵们步行归队：从徐州去洛阳。这都是旧式军队不懂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恶果。
反观西北边防军编组的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由于对联合作战的高度理解和熟悉，各步兵师都对防炮、防空、反坦克有反复演练，有办法有装备有预案，参战后没有受到类似的重大损失。倒是倭寇由于被其它中国军队宠坏了，麻痹大意，经常被西野占到便宜。先是刚开战后，我军东渡黄河的时候，倭寇航空兵照例轰炸渡口，一开始是四机编队来，被西野的高射炮兵击落二架。第二天倭寇调来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图谋报复，又被击落五架。第三天，他们动用了估计全华北的重轰炸机，二十六架，结果被揍下十架。日本人这种添油战术真的很死心眼儿，他就不想想，他能增加飞机，我一样可以增加高炮啊，当时我各野战军师没有展开呢，高炮部队很闲，听说鬼子来送死，大家都摩拳擦掌要去渡口打猎，西野十五个师，每个师都有个高射炮加强营。每个军还有个两个大口径高炮连，守个渡口富富有余。
后来忻口战役时候，倭寇又吃了西野炮兵的大亏。西北野战军利用倭寇不了解我方炮兵实力，趁黑夜部署重炮就位后，在驱逐机部队掩护下，炮兵侦察机经过详细侦察，基本标定了倭寇所有重要的炮兵阵地、前沿障碍物设置、火力点、预备队集结地、坦克部队集结地等情况，在总攻的炮准备中，摧毁了倭寇几乎所有的炮阵地，清除了步兵突击方向上的雷区和障碍物，摧毁了90%的倭寇重机枪火力点。我步兵得以顺利突破，更牛的是，当日军集结预备队及坦克准备反冲击的时候，被我炮兵的侦察手段发现，遭到我炮群覆盖，报销了至少两个大队的鬼子和二十多辆坦克，我军在总攻发起后四个小时内就成功突破，当天就合围了倭寇一个旅团。在随后对日寇的歼灭中，我重炮群大显威风，摧毁倭寇工事，弹幕掩护我军进攻，拦阻倭寇预备部队增援，覆盖倭寇步兵的猪突反击……，后来我军炮群一开炮，前沿的我军步兵战壕里就是一片欢呼声，士气高涨到天上去，在我军严密的步炮配合下三天内，一个日军旅团就被全歼。
消息传到太原，我接手忻口战役指挥之前在忻口苦战了多日总指挥卫立煌（他转去负责娘子关）正在和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开会，二人听说这么快就全歼日军，都瞋目结舌，后来阎锡山在电话里用五台话活灵活现地对常凯申描述了那一刻的情景：“卫俊如长笑三声，又大哭三声，额就不明白咧，额奏问他，他说，大笑是因为鬼子也有今天，大哭是哭我死去的几万弟兄们，要是有刘越石（我的字）西野这么强的炮兵，他们也不用拿命去填啊。”
西野日后强大的联合作战能力，正是从长安高级步校灰色的的战术实验楼起步的，在1932年3月6日这一天，我和司令部参谋局的同事们及刚从一二八上海抗战战场回来的观战团，正是在這里对刚结束的战役做了图上作业，也对后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淞沪抗战做了推演。
首长参谋部推演作业完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按军中惯例，星期六是保证不休息的，星期天是不保证休息的，而星期天如果有休息，那么休息到下午四点结束，这叫过礼拜。所有人，下午四点归队。
我也要让一个人归队了，这就是跟随观战团从上海来长安的许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