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中微笑着看着陈长捷涛涛不绝地汇报着，能省出嘴来喝酒，他没有啥意见。陈长捷说：“遵照司令的指示，我们这次把战备的老底首次亮给了南京，可把老徐给镇住了。连上库存，我们有30个步兵师的全套重武器装备，还有另外十个步兵师的轻武器；老徐说妈呀你们想打世界大战啊？那个兵工署的俞大维博士，看了兵工厂，说中央的炮厂都筹备五年了，到现在还图纸没看到，你们这炮厂从33年就投产了，现在光年产150*炮就72门，山炮108门，闹得中央还要从你们这里买炮。老李立刻说，感谢中央给我们一千万大洋的生意。”说到这里，李兴中和许谨生都笑了，巴格拉米扬刚狠狠地喝了口白酒，看到大家都在狂笑，瞪着我不知所以然，我就用俄语向他解释了下情况。
原来是这样：酒泉兵工厂的炮厂部分是30年开始谈判引进全套的克虏伯设备，31年付款，32年设备到货安装，33年正式生产。炮厂生产的*炮和山炮也都是由克虏伯的外厂博福斯炮厂做的设计原型，由酒泉兵工厂提出特殊需求修改后，1932年出的样炮，1933年正式投入量产。西北边防军制式武器中，75毫米山炮的原型是博福斯1930型山炮，150毫米*炮的原型是博福斯1931型150毫米*炮。
而博福斯的山炮其实后来也被常凯申看中了，也想拿来博福斯山炮做他炮队的万能主力火炮。他从来是奉行造不如买，就在我们量产的时候买了一百三十二门原厂货，问题是原厂货有些设计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好用，常凯申又好面子，就悄不言声地把博福斯山炮废了。
而西北边防军则大张旗鼓地以修改过的博福斯1930型山炮（民20山炮）为师属炮兵主力,而且在训练和使用中取得了好评如潮。南京兵工署的俞大维就很眼红，很想搞清楚为何被中央军炮兵百般诟病的博福斯山炮却在西北大行其道。因为他也是以采购博福斯山炮起家而获得常凯申青睐的，可是由于西北边防军一直对民20山炮技术细节保密，俞大维百思不得其解。终于1936年末，在福州事变（我这个时空的西安事变）时候，西北边防军精锐陆军师进京救驾，俞大维派专家掺和在中央军将领里，跑到我们的炮兵那里偷师学艺，这才知道酒泉炮厂把博福斯山炮原版不合理的很多地方改过了，效果非常好。于是一等危机解决，他就撺掇了中央军一些炮兵将领，吵吵着要常凯申拨款，向酒泉炮厂为中央军买民20山炮。
常凯申呢，正为了组建炮兵悬而未决而发愁，就干脆派俞大维组团来西北考察下单，俞大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了决定买60门民20山炮，还请示了常凯申决定再增购48门民21*炮。民21*炮就是博福斯150毫米*炮M1931。每门炮附带一千发炮弹，山炮每门附带采购驮马20匹，原厂驮具挽具各一套；*炮采购牵引车等摩托化车辆共400辆；这个采购当时轰动东亚的，总价1000万大洋。由于酒泉兵工厂有战略储备，很快就在37年4月交货了。
听了我的解释，巴格拉米扬也笑了。他高举搪瓷杯子和我们碰了一杯，大家都喊：乌拉。
陈长捷继续说：“老徐这次来看来是代南京探我们口风的，他一直旁敲侧击，想知道我们对时局的看法，如果抗战爆发该怎么打的想法，他说和您约好了，明天要来司令部详谈。说实话，不仅他老徐，我和李总监也想听听司令的想法，我们好让部队做好准备。”说着，他看了看其他几个人。
我看得出来，其实这是他们几个共同的想法，虽然西北边防军自创建以来，一直就以抗战为己任，一切都是为抗战做准备。眼前这几位，也参与了司令部各项准备工作和计划的制定。可是这种集全民族之力，与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做生死搏斗，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虽然我眼前的这几位都是中华民族最出类拔萃的将领，可是他们一样，面对战争迷雾，肩负了民族生存的重担，他们需要我那种可以看穿未来的能力来给他们增加勇气和智慧。
我手中是一个漂亮的玻璃杯，五个人中只有我爱喝威士忌，马歇尔在西北参谋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送给我一套威士忌玻璃酒具。我轻轻地嗅了嗅玻璃杯里威士忌发出的橡木清香。我对陈长捷说：“根据情报和我的感觉，全面抗战在今年的任何时间点都可能爆发。参谋局四处有情报，上个月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事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公平匡武少佐纷纷于上个月和本月来到华北考察、开会，其中冈本和公平都重点视察了卢沟桥（我的对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一眼就看中了卢沟桥作为巡视重点，他敏锐地感觉到那里要出事）。公平匡武一行在卢沟桥上差点儿和二十九军哨兵打起来。这和九一八以前多么类似啊，1931年6月去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曾经观察北大营，随后给石原莞尔调去了两门240毫米攻城炮。”说到这里，我狠狠地饮了一口威士忌，说：“他们看来已经布置好了。估计就是卢沟桥，就是这几天了。拖过了夏天，他们的后勤保障会有问题。“许谨生拿着搪瓷杯的手忽然颤抖了一下，他正视着我问道：“教官，鬼子从九一八以后一直到塘沽协定就没消停过，虽然塘沽协定后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可他们还是不断地到处找机会挑衅，你确定这次是真的要打起来？”我看着这个一向慷慨激昂的学生，忽然笑了起来：“谨生，你是太盼着打起来呢还是太害怕打起来呢？”许谨生也笑了：“教官你也知道，我许某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天，为国家出力。可是，作为职业军官，比较了敌我实力和企图，我真的为国民担心。”李兴中也放下了搪瓷杯子，他问道：“越石，真的无可挽回了。”我深深地望了他一眼，举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说：“是的，时甫兄，你老家在河北宁河，天津边上，战事一起首当其冲，有什么家里人的话赶快接到长安来吧，需要的话我马上让四处（情报处）安排。“李兴中喝了一大口酒，说道：”我都四十八的人了，没想到还要看到家乡沦入战火中，越石你的好意我领了，可我能把几个亲属接来，能把乡亲们都搬来吗？能把祖宅搬来吗？能把故乡的山水都搬来吗？“他说着说着，两眼都红了。陈长捷看到他这么沉重，凑过来问我：“真有这么严重？”巴格拉米扬也愣愣地看着我。我叹了口气，间杂着俄文，对几位酒友解释说：“各位兄弟，我下面的话，纯属我个人的看法，不是司令员的判断。我的判断是，日本陆军这次的企图是夺取华北全境，直到黄河以北。然后利用华北东北的资源，准备对冲着苏联战争。”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源，深植于其赖以立国的天皇制度及其据以变法图强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它是以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宪法规定，陆海军有权跨越内阁直接向天皇汇报。而天皇呢，有着统帅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因为内阁首相是民选的议会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推举的，而天皇是世袭的，这就等于民选政府控制不了军队。九一八事件时候的日本首相，就对天皇抱怨说，他既没有参谋本部的报告，也没有外务省的报告，日军动向他靠报纸了解。
内阁控制不了陆海军，后来发展到陆海军反过来控制了内阁，原因是任何政党要组阁，就需要陆海军推荐陆相和海相，陆军根据这条规矩，对他们看不中的政党，就拒绝参与组阁。而且即使组阁成功，首相也要看陆军的脸色，因为陆军可以随时命令陆相辞职，从而逼着内阁总辞职。
绕来绕去，大家明白了日本这个所谓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政府的兴废，被陆海军控制了。那么谁控制陆军呢？秘密就在这里，日本陆军是谁？控制日本陆军的，是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这三个机构分别负责军令、军部、军训。而在昭和年间控制这三个机构的嘛，实际上并不是这三个机构的最高长官，而是其中两个关键的课长，一个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课长，另一个是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也就是说，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真的掌权人是两个不起眼的中层佐官。这是昭和年间日本陆军独特的怪现象：下克上。这种所谓的下克上，充分体现在九一八事变中。
根据我的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主要被由中层参谋军官组成的一夕会所控制。所谓一夕会，是从20年代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3人组成的所谓“巴登巴登集团”发展起来的，3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他们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这些人是：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矶谷廉介。后来还有对中国东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加入这一集团。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但被日本人所视甚高，巴登巴登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九一八事变从表面上看，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一手操办的，他们甚至瞒过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是日本军政两界深挖了日本陆军的各种史料甚至八卦，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理论：九一八事变，是一帮子大佐们在大尉们的帮助下，顶住了大将们的压力，为大泥轰帝国开疆拓土，所以日本陆军高层错误在于管教不严，日本政府应该无罪释放，日本天皇是被蒙蔽的受害者，日本国民更是无辜被拖累，你们各国要怨，就怨命不好，遇到了陆军一帮子想升官的科级干部。
实际上，历史的真相是昭然若揭的。日本陆军是一个早已国家化的军队组织，无论是入侵东北还是入侵华北乃至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都是需要高素质军官团集体长年工作的结果。国与国的战争，其策划执行，必须倾国之力。而且，一夕会怎么可能吸引了那么多的日本陆军中坚分子参与其中？或者咱们换个说法，为什么日本陆军军官一参加一夕会就飞黄腾达成为日本陆军核心团队成员？为什么大佐永田铁山能够在九一八前后实际控制庞大的日本陆军？
答案并不难找，1921年巴登巴登会头子永田铁山是直接受命于大正时的皇太子，现在的昭和天皇裕仁，组织了后来发展为一夕会的这个小团体，这个团体是裕仁控制日本陆军的爪牙，永田铁山就是裕仁在日本陆军里的总代理。
裕仁其实和很多问题青年有很多共同性：童年家庭不幸，成年婚姻不顺。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0岁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病情发作时，天皇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如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一次，当他出席国会开幕式的时候，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圆筒，放在眼睛上，对着外国使节们乱照一气。政界元老感到不能再让他大出洋相，丢日本人的面子，便于1921决定由太子裕仁摄政。晚年时，大正天皇已经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可是，大正天皇实际上并非一个弱智昏君，正相反，他在位期间，曾经两度维护宪法，把军阀巨头赶下台。
大正时代开始时，政治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军部推行的急剧增加军备与严重的财政困难的矛盾。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军备的需求急速膨胀。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陆军部要求扩军两个师团而集体辞职，由军阀巨头桂太郎接替。但桂太朗的上台，引起了普遍的抗议风潮，东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立宪国民党和立宪政友会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这一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企图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取政权的产业资本家。1913年，反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迫使国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国会，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动荡波及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形势恶化。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达了希望维持政局稳定的意愿，桂太郎内阁因此下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战胜保守势力，史称“大正政变”。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起点，要求政党政治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1924年终于实现了政党议会，这个成果被称为“大正民主”。
后来元老派的大军阀山本权兵卫组阁后，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充海军预算案。人民再次掀起护宪运动，把山本内阁轰下台。
大正天皇一再得罪军阀，所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其实我认为很值得可疑，而在大正天皇最厌恶的军阀中，有一个叫山县有朋，山县有朋（YamagataAritomo，やまがたありとも、天保9年闰4月22日（1838年6月14日）—大正（1922年）11年2月1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长州藩(今山口县)中间出身。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是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左膀右臂。甲午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权，是牢牢地把握在首相伊藤博文手里的。伊藤博文虽然是个文官，但是作为明治维新的元老，他镇得住山县有朋这帮子骄兵悍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连战连捷，成为日本第一个跨越鸭绿江的统帅。第一军一路发展顺利，很快打下了旅顺，山县有朋瞬间膨胀，脑子发热，决心一路打到北京，这就犯了伊藤博文的忌讳，因为伊藤博文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国力还弱，只能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速战速胜。如果为了满足前线司令员个人成名的欲望，攻进北京灭亡清朝，就会牵动列强在华利益，而且引起中国人民的抵抗，导致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所以伊藤博文马上以天皇名义给在中国辽东前线的山县有朋发了电报，很关切地问候了他的身体，说您是国之瑰宝，立刻回来养病，把公务交给副手。山县有朋正在辽东激情澎湃，得辽望燕的，哪儿受得了这个，就给陛下回电，说俺身体杠杠的，您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仁慈的陛下很快回电，说您有病不一定自己知道，自己知道的病那都不是病，反正朕说你有病你就有病，不信回来查查？
结果，山县有朋司令员乖乖回国找病去了。所以，日本陆军这帮军阀不是没人能管，而是，天皇愿不愿意让文官去管他们。伊藤博文于1909年被朝鲜独立志士安重根暗杀后，山县有朋终于可以成为横跨军政两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是由于被明治天皇逼他养病刺激到了，他对明治天皇子孙的态度很差，他通过长州藩出身的军官团把持日本陆军实权，飞扬跋扈到干涉裕仁天皇（当时的太子）选妃的事儿。裕仁天皇和大正天皇对山县有朋把持陆军，欺凌皇室的作为恨到骨子里。
1921年，大正天皇由于身体不好，把监国的权力交给了裕仁皇太子。裕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从山县有朋的长州藩帮派手里收回军权。于是，在这一年，他趁着访问欧洲的机会，召见了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等少壮军官，那一年，太子20岁，永田铁山37岁。从此永田铁山确立了裕仁在陆军中的代理人的身份，他也以此为号召，团结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主谋）、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票以侵略为己任的战犯们，发扬日本人团伙作案的优良传统，这个东京特快从济南惨案开向皇姑屯惨案，然后是九一八的北大营站，长城抗战的南天门站，卢沟桥站，淞沪站转船运到珍珠港，最后经硫磺岛、菲律宾、缅甸等地，返回东京湾密苏里号上了结。
九一八事件，正是一夕会彻底战胜长州藩，完成裕仁天皇陛下嘱托的关键节点。也正是由于当时日本陆军的内斗，导致了张学良、常凯申、斯大林等一大票人对日本战略企图的误判。张学良等误以为宇垣一成派的当时的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总长能压制住石原莞尔等挑动事端的人，却不知道宇垣派是裕仁想清算的长州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夕会这帮人，正是想借助侵华大功，彻底驱逐长州藩势力出陆军。结果他们成功了。从此永田铁山成了日本陆军的实际幕后大佬，因为裕仁本人是通过永田铁山控制日本陆军的。
永田铁山这票人后来演化为所谓的日本陆军统制派，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双璧，他们非常有战略头脑，在永田铁山的控制下，日本陆军实行先消化东北热河，再渗透华北的对华策略，所以塘沽协议后，常凯申才过了二年太平日子，对于南京政府而言，不幸的是永田铁山在1935年被统制派的对头，皇道派刺杀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排闼而入的相泽三郎中佐拔出军刀砍死在办公室里。永田之死，是派系斗争的恶果，因为早在荒木陆相时代，永田就叫他的得力助手东条英机连络了十几个中坚干部，每周会商国家改造、陆军统制等事宜，所以被称为「统制派」。到他就任军务局长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日益炽烈。及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陆相林铣十郎面告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要在八月的秋季定期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日皇的统帅权，别人无权调动，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支持林陆相，真崎才算屈服。于是皇道派的武士们就认定这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所以要了他的命。
永田被杀后，裕仁亲自表示了哀伤，这是不同寻常的。很快，日本陆军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就在1936年2月26日决战了，皇道派军人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几个天皇重臣，裕仁坚决依靠统制派的石原莞尔等军官，调动大军，把叛变军人镇压了下去。从此，日本陆军的大权落到了统制派军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