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了，我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留下了许谨生和巴格拉米扬。我们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一位中将一位少将在等着我们。他们二位是西北边防军训练总监李兴中中将和西北边防军第100步兵师少将师长陈常捷。他们二位刚从火车站回来。这几天他们陪同由徐次宸带队的晋绥军事代表团去酒泉兵工厂参观访问，又顺路看了张掖炮兵学校，今天晚上的火车回到了长安，这二位刚陪完徐次宸们吃饭，就来到我这里声称要“汇报工作”。
作为听取汇报的第一步，我冲巴格拉米扬一眨眼，说了句他从我这里学到的英文：‘Happyhour’.于是，这厮，就立刻冲向了我的酒柜。我的酒柜，其实是文件柜，只是里面隐秘的一层，有一排军用水壶，好吧，我承认是军用酒壶。上面用夏和露西亚两种文字标明了，危险液体，请勿触碰。
经常从事这种危险液体消费的，有我、李兴中、陈常捷、许谨生、巴格拉米扬。紧*作之余，我们常抽时间在这里小酌下子。我由于要批阅的文件多，所以常留在办公室很晚，作这种文字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适当喝两口，有助于创造性思维。那四位呢，也养成了习惯，到了十点钟，只要看到我办公室灯还亮着，就可以进来喝自助酒。由于我除了军职，还兼管政务，所以西北各地经常跑，也就有机会买些各地的佳酿，这四个酒鬼就看中了我这点优势，只要在长安，就夜夜准点儿跑我这里来蹭酒喝。很凑巧的，这四位酒鬼中后来有三位：许谨生、陈常捷、李兴中都被军事史学家认为是在战役和战术上出类拔萃的将领，民间则把他们和另外两位战功赫赫的将领合称西野五虎将。（抗战初，西北边防军改编为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简称西野）
五虎将中李兴中年龄最大，1937年的时候他已经满头白发了。李兴中生于1890年，他是诸夏国陆军前辈人物，保定军校一期炮科毕业。早年因为崇拜孙义贤的兴中会，所以改名为李兴中。他是河北人，虽然并不是西北本地人，但是他在冯基善的西北军里资格是很老的，他从一九一四年就追随冯基善，而且一直从事参谋工作，业务极其熟练，他在赶末代皇帝蒲仪出故宫时候就是燕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来是冯基善北伐时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1930年常冯阎中原大战后，李兴中心灰意冷，我趁机请他来长安，请他参与了当时西北边防军的各种兵器制式的统一过程，又作为军方代表之一，参与了与施耐独意志及苏罗通、博福斯等炮厂的合作谈判，当老黄忠（我们对他的称呼）了解到西北边防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抗日准备的时候，他立刻折服了，坚决要求加入我们。
西北边防军的中高层军官大都是由我带领皇浦军校西北服务团里的皇浦学生晋生而来的，还有一部分来源是原国民二军体系内的进步军官，像李兴中这样从国民一军过来的是比较少的。
西北边防军大力发展炮兵，李兴中本来就是诸夏当年最早的军事学府保定军校一期的炮科毕业，他还在冯基善军中时候就曾经为了建设炮兵而陈词如水，被军中赠送外号：加农诗人。从此，他先是在1931年带领西北边防军一批炮兵学员留学红色露西亚雷宁格勒米哈伊尔炮兵指挥学院。说起这所学校，在露西亚可是大大有名，它是露西亚武装力量培养具有高等军事和工程文化程度军官的高等军事学校；研究军事和军事技术问题的科研中心。它的前身是1820年创办于彼得堡的米哈伊尔炮兵学校彼得格勒军官班。1855年改为米哈伊尔炮兵学院。学院的学者、设计师和学生为制造线膛速射火炮和步兵武器，发展炮兵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红色革命时，学院大部分教师都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从1918年2月起学院恢复了教学。1919年3月15日，学院易名为工农红军炮兵学院。许多学员参加了彼得格勒保卫战和喀琅施塔得平叛。1921年开办预科后，为学院从工农中培训红色指挥员创造了有利条件。1923年开设了弹道系、机械系和化学系，成立了教研室和学术委员会，调整了教学。1925年炮兵学院和工程学院并为工农红军军事技术学院。到1920年，除炮兵系和工程系外，还设有摩托化和机械化系、电工系、化学系。1932年，学院进行改组，以每系为基础分别成立独立学院。炮兵学院开设有指挥系、军用仪器系、炮兵兵器系、枪械系、弹药系、*和*系等。
李兴中在不惑之年奔赴遥远的欧罗巴州，当时我劝他带上家人，这样在寒冷的露西亚还可以有人帮助照顾生活，而他也可以兼顾下家庭。他说西北纳税人出这么多钱让他去学习抗战本领，他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和知识都不够呢，恨不得全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哪儿有功夫回家？
就这样他一个人不远万里前往红色露西亚和年轻学员们一起刻苦学习露西亚语和炮兵指挥理论，同时也苦学了当时在红色露西亚也是尖端学科的摩托机械化专业，三年后成功毕业，而后成了西北边防军炮兵总监兼张掖炮兵学校的校长，而与其同去红色露西亚的学员们也组成了炮校的教师队伍。他后来不仅成为一个优秀的炮兵将领，也是西野最早指挥步炮坦克航空兵联合作战的主将，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首任参谋长。
老黄忠是个热忱的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及以后的日苯陆续侵夏对他刺激很大，1936年底付佐仪在绥远发起百灵庙抗战，消息传来长安市群情振奋，很多边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求西北边防军出兵绥远参与抗日，西北民主阵线为主的参政员们通过了动议，要对此事项进行听证会，依西北边区基本法，西北军事委员会得配合听证，当时我正忙于处理双十二事件（这个时空的双十二事件和历史上一样，是张杨扣留常凯申逼他抗日的事儿，只不过没有发生在长安），副主任邓宝珊也忙于组织军工后勤生产和内务工作，于是就派老李头去应付听证会，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切以军事机密无可泄露为名搪塞过去，听证会上他也倒没啥差错，倒霉就倒霉在他被几个媒体记者骗了，几个大学里刚出来的女记者，以请客吃饭为名，拉着老李多喝了几盅，结果老李就说了些自己真实看法，于是第二天的《民意报》，《西安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纷纷登出了经过记者们改造的西北边防军权威人士专访：
大致都是这样写的：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西北边防军某权威人士，该人士尖锐地批判了石城政府的“抗日准备论”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批判“抗日准备论”时，权威人士讲到：有许多人误信了不抵抗主义者的假宣传，以为诸夏国现在的物力不充，械弹不足，不如埋头建设，等准备好了再抗日。这是一种滑稽的欺人笑话。他深刻地指出：“在日苯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经济受人操纵，工业遭人破坏，原料土地被人掠取的情况下，我建设一步，人建设十步；我建设一分，人抢夺二分；今日先失一土地，明日丧一主权，不等我建设成功，已经被人宰割殆尽了，你还拿什么抗日呢？恐怕埋头建设的结果，只有埋头等死，等作亡国奴而已！”他大声疾呼：“敌人的刀斧已经架在我们头上，只有不顾一切地拼命抵抗，才能在死中求生，决不能再等待了。此乃余之第一点意见”。
在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时，权威人士说：“现在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这完全是一种私心的错误。他不是以抗日为标准，而是以服从个人为标准。他所不安的，正好完全是一些有抗日意志的地方实力和热情青年以及团体组织。他的意志是恐怕这些抗日力量的发展威胁到他的独裁统治，所以就先用飞机大炮、手枪大刀来对这些军队以及个人分子或团体，加以残酷无度的杀戮与搜捕，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内，殊不知结果恰得其反。”“所以，现在我们所希望的，只有作领袖的打破这样私心，觉悟这种幻梦，将个人的威胁置于度外，而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全国全民族所希望的抗日战争，来统一全国的行动，以政治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内政见的纠纷”。
他倒是痛快了，我可是被惊出一身冷汗，急忙严令各报刊出声明，说明此报道内容不实，向公众道歉，并将停刊五天整顿。幸好那些天国内外媒体均被常凯申的生死吸引住了，这个事件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