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前华北的军政当局之演变让人眼花缭乱，想要搞清楚七七事变的缘由，这段课是必须补上的。

　　　　我在这里从中原大战说起，常冯阎在1930年展开中原大战，各方极力拉拢的是当时在东北的张汗青，小张经一度观望后，于9月17日发出拥蒋通电，12万东北军也随即入关。10月9日，张汗青在沈阳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张汗青拥常使阎百川反常势力倾刻间土崩瓦解，15日，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中原大战后，张汗青于11月在燕都筹设副司令行营。1931年1月1日，石城政府明令燕都副司令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而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权力也随之扩张到华北。这样，华北军政大权便由阎百川转入张汗青手中。实际上，由于华北是军阀林立地区，张汗青实际权力只及冀察两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晋绥及其他地区只是在名义上归他节制。张汗青虽因拥蒋获取了华北大权，并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要职，达到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但同时也由此埋下了日后东北军衰弱乃至消亡的种子。日苯关东军正是趁张汗青挥师入关，东北空虚之机，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武装入侵诸夏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汗青奉行常凯申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东北沦陷使东北军失去了根据地，同时也为常凯申削弱张汗青权势创造了条件。本来常凯申将华北交与张汗青只不过是为了打败阎百川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张汗青退出东北后，常凯申便授意石城政府于11月25日下令将张汗青东北政务委员会进行改组。1932年1月3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改称燕都政务委员会，作为华北最高行政机构(在此之前，东北政务委员会已于12月19日移驻燕都)，经改组后的燕都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由张汗青、韩向方、付佐义、宋明轩等各华北地方派系组成的大杂烩。利用各派互相牵制以便于操纵，这是常凯申控制地方军阀的一惯手法，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改组只不过是常凯申削夺张汗青权势的第一步。1932年8月，张汗青因要求石城政府拨款抗日被行政院长汪兆铭斥为“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张一怒之下向常凯申提出辞呈以示清白；常凯申为将华北大权收归已有，不但未加“挽留”，反借“挽汪回任”之名顺水推舟于8月15日准张辞职(其时，汪兆铭为逼张下野也向常凯申挂印而去)。17日，石城政府明令成立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由军委会委员长常凯申兼任燕都军令会委员长。常凯申这种做法使早对汪兆铭与日妥协行为心怀不满的宋明轩等华北将领大为愤懑，宋明轩为此领衔发出“愿与张氏同进退”的通电。常凯申因众怒难犯，深恐北方有异动便又电请张汗青代理燕都军分会委员长一职，以稳定局势，张汗青乃免于被驱之命运。但常凯申并未因此而罢休，而是等待时机，再作它谋。1933年春，日军继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发起进攻。热河省主席兼东北军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退，并征集车辆满载鸦片及家产逃出承德，日军仅以128人选头部队占领承德。承德失守引起全国愤怒，要求惩办常凯申、张汗青之电络绎不绝。在此情形下；常凯申亲信翁文灏、胡适、丁文江等为使常凯申免遭下野之厄运乃电常请其北上，并称：“热河危急，决非汗青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其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何以自解于天下？”常凯申接电后于3月7日离京北上，但常此行并非抗日，而是要劝张下野，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在常凯申逼迫下，张汗青乃于11日向石城政府发出辞职通电。12日，石城政府下令免去张汗青本兼各职，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兼代燕都军分会委员长。通过此番周折，常凯申终于将张汗青从华北赶了出去，华北大权遂落入“中央”之手。常凯申攫取华北大权后，为便于对日妥协以全力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5月3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统揽华北各省市政务，设委员23人，下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并可视事务之需要设参议、谘议、专员，该会有权在不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前提下拟定单行规章。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常凯申把兄弟、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很显然是对日表示妥协。黄郛上任后不久便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苯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为日苯将其势力进一步伸入华北创造了条件。然而，日苯对常凯申妥协行为并不领情，为达到分离华北的罪恶阴谋，不久日苯又将常凯申石城政府中央势力从华北赶了出去。

　　　　日苯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华北。鉴于武力准备不足，日苯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不同于东北的“谋略”方式，即通过“华北自治运动”扶植亲日政权，最终使华北脱离石城政府而“独立”(实为日苯控制)。为此，1935年春，日苯借口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胡恩溥、白逾桓被杀及所谓“孙永勤事件”强迫何敬之与其达成了《何梅协定》，将石城政府中央势力(军队、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党部)赶出了华北，燕都军分会、燕都政务整理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常凯申在华北的统治因此顿形衰弱。随后，日苯为扶植亲日政权又将目光转向与常凯申有矛盾的华北最大实力派、29军军长宋明轩身上。而曾在长城抗战中大出风头的宋明轩因对常凯申抗日失望，此时也一反抗日态度转而采用“谋大权舍小利”、对日有限度妥协的原则，谋求日苯支持其从石城政府手中获取华北大权。他对部下说：“当前形势危急，日寇已侵入华北，为国家计、为地方计，我们应当挺身而出，不过只要大权能归我们所有，地方上的小利或为日方稍为染指，为顾全大局计，亦未尝不可。”常凯申在华北既无势力，又不愿与日对抗而影响其“剿共安内”政策，只得暂时默认宋明轩在华北的“主导地位”，希望宋明轩不要脱离中央。此外，在常凯申看来，宋明轩有过抗日历史，政治花样少，在地方实力派中是一个比较“守本份的军人”，不至于会投降日苯。8月28日，石城政府又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命宋明轩为平津卫戌司令，秦德纯为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实际上，常凯申上述举措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不甘心对华北实际统治权的丧失，时刻在寻找机会“卷土重来”。1935年11月26日，常凯申以讨伐殷汝耕叛国投敌为由，通过石城政府行政院下令撤销早巳“名存实亡”的军事委员会燕都分会，其政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并任命何敬之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以加强中央对华北的控制，同时成立冀察绥靖公署，以宋明轩为主任以示“安慰。但宋明轩为达到称雄华北的目的，采取“以退为进”笨略，坚辞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一职，并巧妙利用日苯压力阻止何敬之北上就职。在宋、日“夹击”下，何敬之一行到达燕都后，“惶惶不可终日”，乃于12月5日致电石城政府，建议接受宋明轩“华北自治”要求，只是将自治范围由五省二市缩小为二省二市，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11日，石城政府明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明轩担任该会委员长。随后，又任命宋明轩为河北省主席、张荩臣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为天津市长、秦德纯为燕都市长，冀察大权尽为宋明轩所把持。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于石城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较大独立性的地方实力派政权，是宋明轩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常、日之间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随着日苯对华北侵略的深入，夏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常凯申抗日趋势的加强，宋明轩也逐渐重新走上抗日道路，日苯分离华北阴谋终未得逞。

　　　　1937年7月8日下午，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会议室，以我为首的西北边防军司令部领导层与徐次宸带队的石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代表团对面而坐。气氛十分凝重，原因是，今天晨八时，徐次宸接到了石城军事委员会的急电，两国军队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这个突发事件，我们本来约好早上的会谈不得不推迟到了下午。

　　　　这也是命运的巧合，七七事变时，石城国民政府军事领导人大多不在首都，常凯申去了庐山办训练班，何敬之去蜀省整编蜀军，徐次宸跑到长安来会谈对日作战计划，石城看家的就只剩下了参谋总长程颂云。下午一见面，老徐就悄悄告诉我，常凯申回电宋明轩，宛平城固守勿退，并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电告参谋本部，准备增援华北，先从汴梁附近北调一个师，另外两个师作好准备随时出动。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的将领返回部队备战。石城外交部今天下午将向日苯大使馆提出抗议。

　　　　通过对银河系地球历史的了解，我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对日苯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老常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自从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老常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明轩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老常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苯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石城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石城国民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感到了时局的紧迫，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1936年7月10日至14日，民党在石城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常凯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百川、冯基善、刘越石等32人。1937年3月，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石城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一位上校正在向我们介绍中央方面的各项计划；

　　　　为了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特制订了《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秦、蜀、宁；

　　　　（4）预备区：秦、蜀、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秦、甘、蜀、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鲁省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豫省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晋省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省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闽省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秦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桂省区。

　　　　丁、滇黔区。

　　　　戊、蜀康区。

　　　　介绍到这里，林蔚将军用他那类似常凯申的浙味国语说道；“对国防计划大纲各位有问题可以现在提出讨论下。”林蔚（1889—1955），字蔚文，浙江省黄岩人。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累了一套丰富的处事经验。他曾向人谈起当参谋长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作为常凯申的心腹，林蔚却一直担任上层幕僚和各种副职。在当时，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普遍认为“京官、幕僚、副职”都是无权、无财、无势的苦差使，但林蔚在常凯申的面前从未表露过这种思想情绪。他为人谦和、低调，办事干练、稳重，先后两次将最高人事部门签报晋升他为上将的名字划掉，所以至今还是中将。

　　　　林蔚比我年长，我很客气地问道：“请问蔚公，晋北和晋东的国防工事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修建的？目前进度如何？”

　　　　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晋省是西边防军司令部预计的我军抗日主战场之一，对该省的国防工事修建情况，一处和四处都特别用心调查过。其实，早在1935年，阎百川为了自保，就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计划修筑有纵深配置的绵长的国防工事。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1936年4月，阎百川又成立了晋省省防工事指挥部，专门负责省防工事的构筑，下属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办事机构。第一部由周玳负责，专管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调拨和建筑资金的运用；第二部由孙楚负责，专管工事的战略部署、战术守备区的划分、地形勘察、工事位置的确定、构筑图纸的设计，以及施工组织和技术指导等。

　　　　省防工事指挥部，根据晋省地形，以预想的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确定了7个战略守备区。即：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之线；阳方口区；雁门关区；平型关区；五台山区；娘子关区；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依地形，又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此外，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阳高等地，也构筑了工事。

　　　　晋省的省防工事，除核心区有部分丘陵地带外，其余绝大部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岩石，可就地取材，进行构筑。这样既可节约大量的钢材、水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提高工事的坚固性。为此，阎百川自豪地说：“利用山西的自然条件做工事，可使日苯的飞机、大炮倒退20年。”

　　　　可是美好的计划无法替代时间和金钱，据我们了解，晋省省防工事的进度很不理想。林蔚说道：“晋省的国防工事由晋省当局负责修建，中央负责拨款，晋北的工事据报也已修整完毕，主要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等地，用以捍卫大同，以防止日军占领察哈尔后继续南下。晋东的工事尤其是娘子关南向部分还在修葺中，因为这段工事主要是预防日军突进至石家庄后会对晋省侧翼产生威胁，这种情况晋省当局认为出现的概率很少，故这段工事没有做优先安排。”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陈常捷忍不住了：“娘子关一带的工事不是正在修葺而是刚刚开始做吧？今年春天我们去娘子关参谋旅行，那里只有一个工兵团，刚开始测量，娘子关正面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这一个工兵团要修到什么时候？至于天镇那边的国防工事，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民国二十五年张杨兵变时候，刘长官派我作晋绥方面的联络官，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

　　　　这陈翼德就是嘴上不饶人，我看到老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原来担任过晋省主席），赶忙制止陈常捷：“晋省有晋省的情况，中央会和晋省协调作好工事的。”陈常捷嘟哝着;‘就怕来不及了，要是今年就开始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