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弦只是给尼克松面子。以“水门事件”这种奇耻大辱方式下台的对方，能有多忙？无非就是按照政坛传统，写写自传；发挥政坛元老的余热；以及为自己筹建一个博物馆，做为曾经担任米国总统的遗产等工作内容而已。

　　尤其因为水门事件的负面影响，尼克松的复出虽然在高弦的协助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米国各界仍然对其保持距离，生恐自己被拖累，进而给尼克松发挥的空间，明显比其他前任米国总统小。

　　因此，见高弦给自己送来了活动安排，尼克松不假思索地欣然应允。

　　高弦接着提议道：“我觉得，您可以在香江设立一间办公室，以方便日后在亚洲的工作行程，比如明年访问中国。而即将启用的华人行，虽然不是什么香江第一高楼，但地处中环，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很优秀，非常适合做为办公室。”

　　尼克松听得大为心动，因为他的复出初期阶段，在米国国内难免遭受白眼，倒是围绕着他担任米国总统期间留下的外交遗产——中美关系改善，来做文章，大有可为。

　　要知道，中美关系在米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当下前往中国做访问，以了解这一陌生国度的米国各界精英，可谓络绎不绝。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能在香江这个通往中国的桥头堡，有一间专门服务于自己工作的办公室，那就太方便了，而且尼克松此前到访过香江多次，环境方面也没什么不适应的。

　　不过，尼克松心动不假，但神情上还有些迟疑，因为手头拮据，担心办公室的相关费用承受不起啊。

　　主要进账方面，米国国会每个月给尼克松的二十万美元生活费已经在今年二月份停止了，而由于水门事件的负面影响，尼克松在米国国内很难找到适合他这位米国前总统的身份的体面工作，也就是高弦联系的五十万美元商业演讲活动，以及六十万美元的电视访谈节目，可后者又因为某些因素进展缓慢。

　　大额开销方面，还是由于水门事件的负面影响，米国国会让米国司法部扣下了一些本该属于尼克松的白宫文件，而按照惯例，想建立纪念担任米国总统这个历史遗产的博物馆的尼克松，需要这些文件做为收藏品，于是双方无法避免地打起了注定抗日持久的官司，这可就费钱了。

　　察言观色的高弦，不等尼克松露出明显的为难之色，便体贴地说道：“如果您能在华人行大厦设立亚洲事务办公室，必然提高华人行大厦的知名度，做为回报，办公室费用方面肯定尽可能提供优惠。”

　　尼克松品味出高弦话里的“优惠”等同于“免费”的意思后，便顺水推舟地点了点头，“能在香江设立亚洲事务办公室，当然再好不过了。”

　　这件事到此就算翻篇了，高弦和尼克松闲聊了几句后，便转到另外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即尼克松的电视访谈节目。

　　高弦对这件事之所以那么热情，除了因为尼克松的价值，进而卖对方的人情之外，更多地是因为这个项目足够“新鲜”有“营养”。

　　高弦来到这个时代，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可不是简单依靠信息不对称的金手指，还有他孜孜以求地不断学习、自我提高。

　　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对于高弦而言，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即近距离观察西方媒体操作和舆论引导的奥妙。

　　这个运作得以进行需要一些要素，包括授权、制作人、资金、播放媒体等等。

　　关于授权，尼克松答应得很痛快；制作人找的是擅长采访高级正治人物的英国著名媒体人大卫·弗罗斯特；资金更简单，高弦的主业就是用眼花缭乱的手法玩钱，私底下随便联络了一下，便凑出了包括给尼克松六十万美元报酬在内的资金。

　　倒是播放媒体稍微难办，因为像米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的米国媒体平台都不屑为之。

　　表面上的原因是，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属于支票新闻，即花大笔钱购买有关犯罪或名人隐私的信息来做新闻素材。

　　不得不说，现阶段的米国大媒体至少表面上还要一点脸皮，比较在乎媒体人的操守，认为支票新闻不道德，造成新闻缺乏客观公正，也就是小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才去玩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

　　“老剧本”里再过几十年，像什么迈克尔·杰克逊性骚扰案、克林顿参加一九九二年年米国总统竞选期间爆出和詹妮弗·弗里斯存在不正当关系等等，早就让媒体为了博眼球而碎了一地节操了。

　　可实际的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播出尼克松访谈节目，容易违背当下米国的正治正确风向标。

　　好在，米国媒体行业发达，端着架子的三大广播网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相互广播公司，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发展落后，但也因此，没有道貌岸然地排斥所谓的支票新闻，愿意播出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

　　另外，米国广播电视行业还有一个可钻空子的运作规则，叫做“广播联卖”，意思是在广播网不经手的情况下，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直接获取电视和广播节目的播放权。

　　因此，虽然米国广播公司、国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三大广播网对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态度冷淡，但具体到里面的电视台，却有为数不少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以说，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的筹备，算得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平台有平台了，理应进展顺利才对，但还是卡壳了。

　　本来以为只要资源备齐就能开工的高弦，对此颇感意外，稍加了解之后，才知道，双方的诉求，没有那么容易达成一致。

　　尼克松肯授权电视访谈节目，除了想拿那六十万美元的报酬来缓解财政情况之外，还想借此扭转自己的公众印象；大卫·弗罗斯特则希望通过电视访谈节目，爆出一些此前并未披露的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尤其尼克松要对“水门事件”表现出一个符合大家政治正确预期的态度，说白了就是对“水门事件”认罪。

　　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

　　要知道，福特总统特赦尼克松之前，就想让尼克松写一份对“水门事件”的“认罪书”，但被尼克松拒绝了；大卫·弗罗斯特出于节目轰动效应的考虑，也想让尼克松对“水门事件”认罪，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可话又说来，不管怎么样，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卡壳的关键，还在尼克松这里。

　　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高弦首先指出，“大卫·弗罗斯特堪称最适合的制作人人选了，早在一九六八年，他就对您进行过气氛算得上愉快的人物专访，您又于一九七零年在白宫接见过大卫·弗罗斯特以及他的家人。”

　　“这个基础非常难得，足以保证大卫·弗罗斯特在访谈过程中保持对您的善意。”

　　说到这里，高弦特意强调了一句，“其实，大卫·弗罗斯特这个人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您不妨问问杰克上校对大卫·弗罗斯特的看法。”

　　杰克·布伦南是尼克松一九六九年担任米国总统后，提拔的海军陆战队助理；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杰克·布伦南便是随行人员之一；尼克松辞职下台，解散幕僚团队后，只留下杰克·布伦南担任参谋长。

　　这个参谋长属于一种装波伊的称谓，其实就是助理。

　　杰克·布伦南的工作内容大致为，担任尼克松和米国国会、米国总务管理局之间的联络人，处理尼克松的邮件和财务预算，以及小规模的人员雇佣等等。

　　高弦的言下之意是，尼克松对这个电视访谈节目的态度，没必要从原来的满腔热忱转为目前的心灰意冷，完全可以让杰克·布伦南和大卫·弗罗斯特直来直往地谈条件。

　　尼克松轻轻叹口气，“或许，有些事情通过我正在写的回忆录表达，才更合适。”

　　高弦微微摇头，“电视是现在最接近大众的媒体，其影响力之大，我想您肯定早有体会，一九六零年总统选举过程中，肯尼迪以微弱优势战胜您，不就是靠了电视媒体。”

　　接着，高弦又套用“老剧本”里几十年后互联网时代流量大V的经验，说道：“对于您来讲，忘却比争议更可怕，如果失去了关注，您就会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彻底沦为公众视野里的背影。”

　　“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的人们，能够活到本世纪末，就会意识到，相比于‘水门事件’引发的争议，您的历史贡献具有如何重要的价值！”

　　高弦苦口婆心的游说，似乎击中了尼克松的心房，他喃喃自语道：“我的历史贡献，有多少人明白呢？”

　　“所以呢，您需要进一步和大众接触，而电视访谈节目则是当下最适合的方式，受众面肯定远超传统的回忆录。”高弦顺势接话道。

　　尼克松点了点头，松口道：“那就让杰克再和大卫·弗罗斯特沟通一下。”

　　感觉到了尼克松依然非同一般地小心翼翼，高弦沉吟道：“我给您推荐一位公共关系领域的专家吧，我想，您的一些疑问，肯定可以得到解答。”

　　尼克松饶有兴趣地说道：“被你亲自推荐，一定非常了得。”

　　“确实如此。”高弦笑道：“他是著名的好莱坞经纪人欧文·拉扎尔。”

　　说到好莱坞的经纪人，“老剧本”几十年后肯定要数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的布莱恩·洛德、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的艾利·伊曼纽尔最为权势熏天、风光无限了。

　　但实际上，每个年代都有属于那个年代的牛掰人物，欧文·拉扎尔便是当下的佼佼者。

　　“老剧本”的世纪末，米国电影学会从五百名二十世纪米国电影界的电影明星中，评选出五十名最伟大明星，作为米国电影学会的“百年百大”系列的一个重要部分——“AFI百年百大明星”。

　　其中的第一名亨弗莱·鲍嘉，第二名加里·格兰特，就是由欧文·拉扎尔担任经纪人。

　　另外，欧文·拉扎尔也是著名米国作家海明威的经纪人。

　　这只是欧文·拉扎尔客户当中普遍识别度相对广为熟知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重量级的好莱坞明星、编剧、作家等等。

　　欧文·拉扎尔能把经纪人这份职业做到如此高度，在公共关系领域的底蕴可想而知。

　　高弦介绍了一番后，尼克松便基本同意道：“找个时间，你安排欧文·拉扎尔和我见一面。”

　　高弦已经通过派拉蒙成为好莱坞的实权人物，早就和欧文·拉扎尔打过不少交道，再加上尼克松这块牌子，欧文·拉扎尔几乎是呼之即来。

　　尼克松肯定不需要什么经纪人了，高弦给欧文·拉扎尔介绍的工作是公共关系顾问。

　　欧文·拉扎尔对此极感兴趣，并且很快摸清了自己的职责范围，迅速给出了相应的意见，即电视访谈节目有利于大众了解尼克松，但大卫·弗罗斯特得到的电视访谈节目，如果编辑不合理的话，反而容易混淆话题焦点，对扭转尼克松的公众形象有害无益。

　　术业有专攻，欧文·拉扎尔老辣地指点一番后，别说心里犯嘀咕的尼克松豁然开朗，连高弦都跟着若有所悟。

　　最后，尼克松有了明确表示，和大卫·弗罗斯特再谈谈电视访谈节目如何运作。

　　落实到具体，就是杰克·布伦南、欧文·拉扎尔、大卫·弗罗斯特等人坐到一起重新谈判，高弦这位幕后推手旁听。

　　尼克松电视访谈节目经过搁浅后，倒也帮着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

　　首先，大卫·弗罗斯特必须保证节目的吸引力，不说如何轰动，但必须有未经披露的新东西，尤其尼克松无可避免地要对“水门事件”表个态，要不然，节目没有做下去的意义。

　　其次，尼克松想要扭转糟糕的个人公众形象，即使很难，也要去做。

　　欧文·拉扎尔率先让步，尼克松可以对“水门事件”表达遗憾的态度，甚至大卫·弗罗斯特的提问也可以更尖锐一些。

　　大卫·弗罗斯特也答应，在节目里暗自营造一种淡淡的同情气氛，好引导米国观众对尼克松的恶感。

　　听着与会者逐一讨论出如何引导舆论的具体操作，高弦不由得暗自赞叹，这帮人果然个个都是深谙米国规则的精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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