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刘知远称帝”是在耶律德光计划之内的事件,契丹最起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杜重威携中原劲旅悉数归降,被暂时解除武装,中原境内几无可战之兵,对契丹铁骑谈虎色变,各地藩镇纷纷上表称臣归顺,此时的契丹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都对河东刘知远呈现出巨大的优势。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趁此机会,奋灭晋之余烈,一鼓作气,吃掉河东。快刀斩乱麻,避免夜长梦多。耶律德光已经意识到了契丹人不被欢迎,所以他才更急于吃掉刘知远。
耶律德光过分迷信武力,民怨沸腾,他的解决办法不是去化解“怨”,而是去屠杀“民”。我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我能解决你。
在摊牌之前,耶律德光调兵遣将,把守进出河东的险要关口,并派军进逼太原,随后才向刘知远摊牌,将他逼反。
最有意思的是,在最开始,刘知远向契丹表示臣服时,耶律德光大张旗鼓地下达诏书褒奖,号召全国人民向识时务的刘知远同志学习,负责起草诏书的官员把诏书草拟完毕,呈报给耶律德光过目,耶律德光提起笔来,在“刘知远”三个字前加了一个“儿”字。
在得知刘知远称帝后,耶律德光迅速做出反应,任命翻译官耿崇美为潞州西昭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相州节度使、崔延勋为河阳节度使,牢牢遏制住河东刘知远南下的势头。
一场问鼎中原之大混战再一次打响。
耶律德光之所以保留石重贵,很大原因就是给中原埋雷,道理就跟后来的金国俘虏徽钦二帝一样。只要石重贵还健在,任何一个中原人的称帝行为就可以被冠以叛逆。
刘知远深受其毒,因此在称帝时不敢改国号,仍然沿用“晋”,只改了年号,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沿用了石敬瑭时期的年号。因为否定石重贵是刘知远的法理基础。
所以也有人矫情,说刘知远应该算作后晋王朝的第三位皇帝。蛋疼。
刘知远诏告天下:各地应契丹要求搜刮百姓钱财的违法行为,立刻停止;凡是被胁迫当各地军政长官的汉人,立刻来太原报到,拜码头;凡是契丹长官、使节,一律就地诛杀!
刘知远成了中原人反抗契丹运动的领袖,各地官员纷纷表示归附。
在晋辽大战期间,石重贵曾下令组建“天威军”,规定每七户出一兵,其余六户出钱资助。但是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天威军根本谈不上任何战斗力,因此一年之后就被裁撤。但是朝廷要求每七户出钱一万,用以资助正规军,而他们之前制作的武器铠甲等也全部被收缴充公。
朝廷的这次裁军很不成功,把收缴物资、钱财作为了工作重点,而对于战士的安置工作却不管不问,于是,很多天威军成员流落深山老林,成为了土匪强盗。
耶律德光入主汴州后,把契丹的贵族子弟、亲信侍从们放到各镇、各州,充当节度使、刺史。然而这些空降到地方的一把手们,根本不懂得治理,不了解风土人情,更不屑于去学习、钻研,一门心思地放在搜刮钱财方面,像一只只贪婪的吸血鬼,根本不顾百姓们的死活。
于是,各地均爆发了起义,规模从几百人到几万人不等,原天威军成员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起义军们占领州县,诛杀契丹官员。
虽然遍地是反抗契丹的游击队,但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且本身匪性不改,除了杀契丹官员,也会劫掠汉人百姓。
刘知远称帝后,各地起义军首领纷纷上疏刘知远,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磁州治下的滏阳县起义军首领梁晖,手下拥有数百人,就向刘知远表示投降归附。磁州刺史李毂秘密上疏给刘知远,建议他让梁晖进攻相州。
在吸纳、招安地方武装时,必须要对其进行严格的筛查,严格把关,不能饥不择食,否则后患无穷,比如中收编黑风寨。相州,就是组织上对梁晖的考验,也是梁晖纳上的投名状。
梁晖非常重视组织上的这次考验,先对相州进行了侦查,得知契丹委任的节度使高唐英还没到任,城内空虚,且军械库中存有大量武器。于是,梁晖趁夜色偷袭相州,杀死数百契丹兵,接管相州,随后梁晖自称相州留后,上奏刘知远,汇报夺城经过。
耶律德光布置的围堵河东的防线,在东南面被撕开一道缺口。
刘知远派亲信史弘肇进攻代州,史弘肇一鼓作气,斩杀叛投契丹的代州刺史王晖,河东北面的防线也被撕开。
刘知远派张晏洪游说晋州建雄军节度副使骆从朗。
晋州节度使刘在明接受了契丹人的政治诱降,前去汴州报到拜码头,临走时命节度使骆从朗代理晋州刺史。
张晏洪向骆从朗陈以民族大义,骆从朗执迷不悟,将张晏洪一行人全部逮捕。晋州将领药可俦诛杀骆从朗,百姓亦诛杀了契丹派来搜刮钱财的“括钱使”赵熙,随后众将推举药可俦为晋州留后,药可俦表示归附刘知远。
晋州在潞州的西面,是围堵河东防线的西南面,这里也被撕开了缺口。
此前,潞州西昭义军节度使张从恩畏惧契丹,便向契丹称臣,派使节出使河东,邀请刘知远一块儿去汴州拜码头。当时,刘知远回复说我河东地狭兵弱,不可能与强大的契丹作对,当然也要臣服契丹,你先去,我处理一下手头的工作,随后就到。
张从恩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就收拾行囊包裹,赶赴汴州。
他的幕僚高防劝阻,说您是后晋的皇亲国戚,谁都能变节臣戎,唯独您老人家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