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
“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ta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
“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
随手拿了箱子上黄se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
“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
‘哎,就是的!’”
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同班的小倪说,
“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
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
“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
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
“不正当关系”。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
“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
“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
“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
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
“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
“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
“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pi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
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nei侧都是青紫的。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
“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
“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ao,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
“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共同的说法是:
“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
“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
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
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
“爷爷走了,奶奶很ji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
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
“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
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
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PS:摘抄自柴静的《看见》的第三章《双城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