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孩子他爸乔洞是市塑料包装厂的销售员。那个厂以生产编织袋子为主，那时候编织袋子是新产品，替代了过去的大麻袋、牛皮纸袋，市场一度供不应求。

　　不知为什么，政府忽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的领导人背着土特产，揣上一包钱，一脸憨厚相跑市场，他们很快就跑出了成果。

　　塑料料包装厂是国营企业，国家有严格规定，国营企业如果用企业的钱（那

　　是国有资金）给客户送礼，企业领导人将被查处。哪个领导愿意为企业办事自己被查处呀！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营企业节节败退，销路逐年下降，质量和价格都不是商品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辉煌一时的塑料包装厂终于支撑不住了，全体职工无限期放假。厂长、书记加几个亲信留守，说是等待国家宏观调整。放假期间没有工资，不给交也没有钱交养老保险，政府口头鼓励自谋生路，没有任何政策支持。留守的人怎样解决工资与保险？谁也说不清。有人说能要回来一些旧债，另外还有点库底子。肯定有办法解决，不给开资谁留守？

　　乔洞除了推销编织袋，别的本事没有。三十几岁的人让他再学新技能也难，他该干什么？我们一时找不到出路。好在我的单位还能支撑，养着他和孩子虽然紧吧一点，可还不至于挨饿。

　　那些日子，他整日里唉声叹气，一言不发，默默地干家务，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他一下子老了五年。”

　　起初，我真没太当回事，下岗失业的人多了，都没饿死，咱怕什么？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政府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这局面不会持续太久。报纸上天天有如何振兴国营企业的文章，中央和地方都信誓旦旦地表态国营企业要“三年脱困”。我相信了报纸上的话，以为国营企业的困难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好转，我盼着企业尽快好转。

　　终于有一天，我厂也支撑不住了，工资拖了两个月，我有种不祥的感觉。孩子正上小学，如果我们夫妇双双失业，生活该怎么过呀（那时候低保政策还没有出台）！我开始催促乔洞想办法了。

　　那时候，行政、事业单位的优越性开始显现，他们不但不用担心失业，而且工资还逐步上涨。

　　我开始后悔没有找一个在机关工作的丈夫。读书时的场景时常在我的意念中闪现。那时班里除了蚊子对我有意，还有个叫薄庸的男同学也对我有意。这薄庸黄白镜子脸，长相还行，他爸爸是市内一大厂的副厂长，家里的住房、用具等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好。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很规整，还有点发亮。有一天，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私下对我说“薄庸这小子油头粉面”。我听后心里对薄庸总有一点蔑视，认为他不可靠。

　　我家与薄庸家都住在学院西部，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骑着自行车向一个方向奔。有一天，他在我前边停下来，前后左右看自行车，我以为他的车出什么毛病了，赶到他身边停下问，“怎么的了？”“小毛病，没事。”他笑着回答，又低头看了看车子，然后，用手拍了一下车座，跨上了车。过两天，我又见他停在我前面前后左右地看自行车。“车怎么又坏了？”我经过时减慢了速度问。“嗨！这破车。”他答了一句就跨上了车，看来车没有毛病。

　　我疑心他是故意检查车，实际上是在等我。

　　这发现使我增添了一些自信，再看到他在我前边的公路上前后左右看自行车的场景，我就立马跳下车，也学着他的样子，前后左右地看车，装作找什么毛病，等他走远了，我拍一下车座，长出一口气，再跨上车。我不想和他纠缠，我有我的追求，这追求是远在他之上的。

　　真想不到薄庸还不到四十岁就当上了副局长，又过了几年当正局了。早知道他有今天，我当时装什么呀！冷静地想一想，谁知道他这个“局长”他丈人家出了多少力，娶了我会有这结果吗？还是认命吧！薄庸这人不是汉子性格。一九八二年八月，我们几个同学利用假期去北京旅游，黄秋丛花一块钱买十斤鸭梨，分给大伙吃，第二天，薄庸花一毛钱买一斤，放在口袋里自己吃。他当上领导以后和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同学去找他他也不见，就怕谁有事求到他，生怕一个闪失，误了前程。其实，有些事情能办就办呗，达则兼济亲朋，才是男儿本色！

　　现在，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多少个清晨，我忽然在睡梦中惊醒，看着身边酣睡的丈夫倍感无聊。我时常想起书上的话：

　　“在这个时代的大变革中，

　　别人都需要作战的时光，

　　我确用悲喜之网自缚，

　　停滞在温柔之乡。”

　　可我一个女人能做什么呢？

　　我也曾在一个清早独自走到河边，排遣心中的抑郁。我想到过死，“一死就能摆脱人世所承受的千百种皮疼肉疼，”“在死的睡眠里又能做些什么梦呢？”想到儿子，想到年迈的双亲，总觉得还有些事没有做，等我做完了，再从这岸上庄严地跳下去。

　　书上说人在恋爱的时候最不理智，其实人在灾难面前更不理智，我当时幸亏残存着理智。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塑料包装厂原来管生产的苗副厂长来找乔洞，要合伙开一小塑料厂，专门生产编织袋，他负责生产，让乔洞管销售。

　　我一听行啊，干吧！没有本钱，借。

　　我们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都找到了，终于凑够了开工的钱，没有周转的钱，先不管到时候再说。银行的钱想也别想，那时候银行不给私企贷款。

　　原打算租借塑料包装厂的厂房、设备。留守厂长做不了主，请示局长后说不行。一是政策不允许；二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国家的宏观政策就调整好了，企业还要复工。

　　没有办法，只能租场地，上设备。做编织袋子的设备很简单，也不贵。一台挤出机将PVC颗粒挤出，拉成丝，编成布状，再有几台缝合机就够了。尽管价格不太贵，可也买不起新的。苗厂长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两台旧机器，缺少零件不要紧，到塑料包装厂把闲置的机器零件拆下来。那机器租给我们违反政策有人管，拆给我们零件没有人管。几个留守的人开始还允许我们去拆，后来请喝酒就不管用了，几个家伙明说那些零件很值钱，要低价卖给我们。“这样更好，免得欠他们人情。”乔洞这样说。我在厂里管财务，每次拿钱都要经我手。说是低价，其实比废铁还便宜，连电机也拆回来了。

　　我厂生产的产品叫“吨袋”，就是一只袋子能装一吨的货，货都是玉米，镁砂什么的，销路还行，就是拖欠货款。乔洞整日跑矿区，送货、结账、要钱。他不能喝酒，每次去见客户都要喝酒，回来就疲惫不堪。

　　忘了是哪一年，市场突然“疲软”，产品堆在厂院里卖不出去，又不能停产。这时候市里又开了三家做吨袋的小厂，都是塑料包装厂原来搞生产或销售的人干的，一时间竞争激烈，价格一路下滑。干活好一点的工人不断被挖走，我厂工人缝一条袋子挣二元四角钱，人家喊出给二元六角钱，这些工人就都到那家去了。

　　两个股东都失去了信心，我也不知道这企业能坚持多久。“红旗能打多久？”我这样问乔洞。“能打多久打多久呗，想那么远干嘛？”他这样回答我。他比我看得开，他认为市场没有问题，他担心政府改变政策。这期间又有一些国营企业倒闭了，私人企业越来越多，他知道政策不能改了。“塑料包装厂不能活了。”他这样对我说。

　　苗厂长以年老多病为理由，要求退出，另一个股东也要求退出。当初合伙时我们出的钱最多，乔洞是董事长。体弱多病的乔洞这个时候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他看到了这企业的前景，答应他们退股，立即就凑了些钱给他们，不足部分打了欠条以后给。这不足部分的钱是这两年挣的钱，他们的本钱早收回了。从此，这小厂由我们独家经营了。

　　我又一次充分又过度地开发了我的人脉资源，借钱。这一次借钱，比上一次容易些，有个小厂在这放着呢，是因为一时吃紧，借钱为的是暂渡难关。

　　借钱的事可真不好开口，伟大的莎士比亚说，“不向人借钱，也不借人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

　　上学的时候，我是最不爱背书的人，这两句话，我看到的时候就记住了。我知道借我们钱的人也都知道“借出去往往人财两空”的社会现状。

　　乔洞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发烧，咳嗽，我市的医院也弄不明白病因。乔洞的大姐是市立医院的外科大夫，她让乔洞到市医院看看。因为经常听到市立医院误诊的事，乔洞严肃地对姐姐说“姐，你要是真对我好，就别让我上你们医院去，送我到沈阳去看”。到沈阳的大医院一查，当时就让留下住院治疗。

　　家里的小厂只能由我管理，我这才知道搞企业的艰难。

　　因为厂里的厨房太小，我在厨房外又接了两间房，原以为在自己的院子里，又不是正规的房子，也没有报批。几天以后，突然来了几个穿绿色制服的年轻人，腋下夹着塑料夹子，说是消防局的，来检查消防工作。几个人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又让我拿出建厂时的图纸。结果是这新建的两间厨房没有报批手续，有火灾隐患，要法人代表明天到消防局去一趟。

　　我那时少不更事，以为去了把情况同领导说清楚就没事了。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到了那人家就不让走了，要罚款。我问：“罚多少？”回答“五千”。那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我市普通公务员一年也就五千左右块钱，他张嘴就说五千。

　　“有依据吗？”我问。

　　“当然有了，没有依据我们凭什么罚款？你这种情况应该罚一万，我们念你是初犯，又不懂法，少罚你五千。”那负责的家伙这样回答，又做出一副给我翻找依据的样子。

　　我知道他能找到依据，那依据上面一定写着“罚款五千至一万”的字样。我示意他不用找了，我给你五千，并叫他们几个人去喝酒，我请客。那人先是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罚了钱，饭就不吃了。我告诉他钱照罚，酒也要喝，我省五千块钱呢。

　　我知道惹不起这帮人，以后还可能遇到他们，就想一举“搞定”。我知道这些小兵胃口不大，平时也就混个吃喝，我一千块钱就能收买他们。

　　酒喝完了，我们成朋友了。

　　“大姐，以后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作别时，他们带着酒劲很豪爽地对我说。

　　想不到，他们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有一天，在食堂做饭的三姨（我妈的三妹妹，退休后没有事，到厂里做饭，挣份工资）将厂院子里要清除的杂物放火点着了，本想一烧了事，免得清理。没想到那火顺着墙下走水的洞烧到了墙外，墙外有一木垛，烈火遇干柴，木垛燃起了大火。我接到报警赶回厂里时，那火已被消防队扑灭了。

　　我知道惹事了，那垛木头值不了多少钱，问题是惊动了消防队。三姨吓坏了，起劲地同我解释，我故作平静地告诉她，没有事别怕，也没伤到人，你先回家休息几天，我对外就说把你开除了，等这阵子过去，我再找你来。三姨胆小又善良，我小的时候经常私下给我一角钱，那一角钱当时在我是多么真贵呀！我不能把她推出去，不就是赔点钱吗！

　　我想起有一次在酒桌上，有同学说“世上能有包公那种人吗？为了行大义，把亲侄儿铡了，这行为符合道德要求吗”？黄秋丛端着酒杯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包公，就放了大侄儿，给他点钱，让他快跑。然后告诉皇上‘犯人跑了，臣失职，您要是能谅解，臣就接着干，不能谅解，臣就回家种地。’”这虫子说得太有趣了，他让我懂得了在亲情与国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定地站在亲情一边，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二天上午，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说是派出所的，先问了情况。我简单地说了一遍，他们要找当事人，我说当时就给开除了，是个农村老太太，我们找不到。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派出所那人对我说。

　　我以为没什么，就跟着走了。到了派出所，那负责人对我说：“你找不到当事人，就抓你，一要罚款，二要拘留。”

　　我一听就傻了，拘留，厂子可怎么办哪！

　　我平静地对那负责人说：“罚两个钱可以，拘留不行。”那人说：“那你就找找人，我们等你。”说完就把我关在屋里，他出去了。

　　我找谁呢？谁认识公安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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