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当地中鲁实力对比
（昨天吧，写到一半的时候，自动保存出错，全文丢失。今天才补上。）
一、人口对比
1，鲁西亚在该地区的人口
有资料显示，截止1851年，穆拉维约夫管辖的伊尔库茨克行省加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已到达83万。
当时鲁西亚移民的速度很慢，1861年4月27日，才颁布了第一个正式和成规模的远东移民法《鲁西亚人与外国人向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移民条例》——之前大部分都是流放者及其家属，还有哥萨克移民。
从1863年到1868年平均每年迁移到远东新边区的居民只有1044人，到1883年迁移到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农民总数才14414人，其中阿穆尔州8709人，滨海州5705人。
据统计，1858年，在鲁西亚乌龙江与唐人领地接壤的地区，总人口为8370人，其中土著居民5420人，鲁人居民只有2950人。
(还有一种说法，瑷珲草约签订前，当时在乌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沿岸的鲁人人口达到4万。
但这种说法不可信，有确切资料显示，草约签订后，当地总督穆拉维约夫才开始大量移民——据说靠给予流放者正式身份和给矿工、牧民分地的方式，一年内移民了一万两千多人。）
2，中华在该地区的人口
一种说法时，乌龙江将军府只有十几万人（包括当地部落），吉林乌拉地区人口也不过三十多万。
但另一种官方说法是，1851年乌龙江将军府是37万，吉林乌拉地区是123.8万。
而且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冒险成功后，对与唐人的贸易采取扶持态度，原因在于需要大量粮食进口。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在乌龙江中、下游，与鲁人相比，唐人的人口数还是占优势的。
（瑷珲附近，左岸人口大概是四五千人。
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奕山奏折中，称瑷珲江东“向有旗户三十余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卷十七）-当时的屯子都不大，大的几百人，小的一般一百人左右。）
二、军势实力对比
1，清廷的兵力
瑷珲附近，主要势力是瑷珲副都统衙门，其最早的编制是满人1000，索伦500，也就是1500人——不全都在瑷珲，附近的新瑷珲城驻扎了600人。
1858年，瑷珲副都统衙门有协领4人、佐领26，其中直接领兵的是佐领，每佐领催委管先锋6人、兵50 ，总计人数应该在26*56=1456人以上。
但1850-1859年间，清廷调走了一半人马入关。
根据后来代署乌龙江将军特~普钦“足兵强兵”的政策，当时瑷珲副都统衙门的兵力应该不到1000人——1858年乌龙江将军是奕山，1859年他才被革职。
有资料说，当时乌龙江将军府一共才有正兵5500人，火器的普及率也不高。
因此，兵力大概可以估算出来，瑷珲副都统衙门1000人，加上增援的人数，再动员一些民勇，估计是四五千人到头了。
2，鲁人的兵力
据鲁西亚的资料吹嘘：
1857年3月，鲁人就集结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1854年到1860年，鲁人步兵和哥萨克骑兵两万多人分头进占乌龙江上中游。
但这个资料不可信。
理由嘛，据资料显示，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在东西伯利亚的沿海领地，最早总督穆拉维约夫只有一千常备军。
之后，1854年通过乌龙江进行了补给，当年发生了四次，据说第一次的规模最大，人数也只有千人。
瑷珲草约签署后，据说在一两年内，穆拉维约夫在当地补充了1万2千人左右，采用的是军屯的模式——而这些人的来源大部分是涅尔琴斯克附近地区的矿工。
参考人口和这些资料，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时，穆拉维约夫手里应该只有几千人，而且其中的老兵应该是三千左右，其余武装民的数目应该为差不多两千。
另外，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鲁人的水军。
截至19世纪末，鲁西亚共有160艘蒸汽船和261艘驳船在乌龙江及其支流活动，其中加装武器的有6艘轮船——结雅号、鄂嫩号、音果达号、赤塔号、康斯坦丁号、科尔萨科夫将军号。
但1858年当时，有资料显示，在瑷珲，总督穆拉维约夫手中只有两艘木制炮舰和三艘火轮。
要知道，当时乌龙江流域交通不便，运输全靠水运，因此穆拉维约夫手里的兵马绝不会是2万多人——补给压力太大了。
当然，以上都是作者菌merlin自己的估算，如果哪位读者大人能提供明证，在下感激不尽。
三、当时鲁西亚的局势
1，资金影响
穆拉维约夫是伊尔库茨克行省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其中麾下的东西伯利亚财政紧张，一直靠圣彼得堡拨款援助；而伊尔库茨克行省的矿产丰富，涅尔琴斯克大银矿一直开采到当代。
东西伯利亚总督府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皮毛贸易（据说有部分小型金银矿，但没有确凿证据支持）。
这些皮毛，一部分是鲁人自己捕猎，一部分来自对当地部落的压榨——1852-1855年，光在海豹岛被捕杀的海狗、海豹数目就高达十万只。
但这些皮毛贸易的获利大部分流入了贵族商人的口袋，东西伯利亚总督应该没捞到多少。
因此，穆拉维约夫手里的资金绝对不富裕。
而同期，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败，鲁西亚的经济非常不好。而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是让鲁人财政雪上加霜。
因此，穆拉维约夫从领地外得到的支援绝不会有很多。
2，政策影响
1856年之前，鲁西亚外交大臣涅谢尔罗捷是坚定的西进派，实力雄厚，而当时的鲁人大贵族也多半支持在欧罗巴方向的扩展，毕竟鲁人的膏华地区在此。
受克里米亚战败的影响，外交大臣换上了戈尔恰科夫——此人后来当了鲁西亚首辅。
戈尔恰科夫是提出了东进的主张，但当时有三个方向——高加索、中亚和乌龙江流域。
其中高加索自1856年起大举增兵，1864年才基本结束。
而中亚，虽然在之前就有举动，但大举扩张还是在1864年后，也就是高加索战事平息后，这说明鲁西亚的人力、财力有限，绝对不会在三个方向同时大举行动。
而且，当时鲁人内部形式非常不好，农奴骚动此起彼伏。
据统计，1826—1834年间，骚动为145次；1845～1854年为348次；1858年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1861-1863年,有资料说骚动达两千次以上。
当时，正是鲁人被迫废除农奴制的筹划期，说句不好听的，鲁西亚当时就差点分崩离析了。
因此，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冒险，除了当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外，基本上就只有远东特使和当地官僚团体的支持——原本的鲁米公司，当时亏损严重，已经引不起大贵族的兴趣了，不然后来阿拉斯加也不会轻易出售。
3，英吉利人的压制
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英吉利曾有意联手中华抗鲁，但没有成功。
1854、1855年，英佛联军两次攻击堪察加，显示英吉利对鲁人在北太平的扩张抱有一定的警惕。
后面1862年开始的“阿思本舰队”提议，无疑是这一主张的延续，希望借中华遏制鲁人。
4，交通不便
当时西伯利亚并没有铁路，从欧罗巴到远东靠的是西伯利亚驿道，到了当地后，则靠的是乌龙江水运。
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重镇涅尔琴斯克的驿道，全长约为7千多公里，“春天泥泞，夏天积水，冬天坑洼”——后世的著名作家契诃夫曾这样描述西伯利亚驿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像样的道路……极难行走，但却很长。”
此驿道有一百个中转站，也就是说官方认为，步行至少需要100天。
据说，在1859年鲁人首次尝试组织自愿迁居的农民向阿穆尔河一带移民，来自彼尔姆、维亚特卡、顿巴斯、沃罗涅日等省的250户农民于1859年初春动身，直至1860年9月才到达阿穆尔河流域，途中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种糟糕的运输条件，想在此地长期大规模作战，当时是绝不可能的。
5,鲁西亚的真实实力
在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鲁西亚动员了70万兵力，但其实当时鲁人并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化。
自三十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是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才大大加速，公认的完成时间是八十年代——有说八十年代初，也有说八十年代末的。
1861～1881年间，其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织布工厂排挤了手工织布业；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的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普特。
1866年鲁人的现代工厂不到3千个，到1903年已近9千个——1815年普通工场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
所以，当时其身躯庞大，但已成为了泥足巨人，对远东的支持是有心无力。
总结：
1858年瑷珲草约签署后，清廷并没有承认，直到1860年亚罗号战争以惨败收尾，这才被迫同意。
而在这个期间，鲁西亚在乌龙江并未发起大规模的军势攻击，说明鲁人内部对此持慎重态度，侧面证明了其实力和外部形势都有所欠缺。
因此，当时的局势颇有微妙之处，如果有强有力的支持，瑷珲约定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