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门之变又被称为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元治甲子之变。

　　真实的禁门之变，在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发生，是长州与一桥庆喜率领的诸侯在京都发生的激战，最终的结果是长州战败。

　　至于“禁门”之称的来历，则是因为长州兵马攻入了蛤御门。

　　起因呢，大方向是扶桑的攘夷策略之争，小方向嘛，则是长州的垂死挣扎：

　　前一年1863年，幕府及诸侯上洛后，第一次公武合体后幕府发布的攘夷令。

　　当时确定和历五月十日全扶桑开始攘夷，但幕府坚持渐进攘夷、从横滨锁港一步步开始，而长州悍然在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开启了武力攘夷的序幕。

　　和本书镜梦中不同，当时萨摩岛津家也被卷了进来——因1863年的生麦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英船于和历六月下旬（1863年）到鹿儿岛海域谈判，因交涉破裂七月二日至四日爆发了萨英之战。

　　而战果呢：

　　英人方面，俘虏了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严重破坏了萨摩藩苦心经营多年的集成馆（近代工厂区）、城门、箭楼等，房屋被毁者达500多间。

　　而萨摩则是击毙了英人旗舰船长，打死打伤英人数十人，击伤了来寇七艘英船的大部分。

　　插一句，此战保留了英人后膛阿姆斯特朗炮的缺陷，导致英人水军暂停了此炮的装备——当时，阿姆斯特朗炮卡壳，迟发等问题很多。尤其糟糕的是旗舰欧亚卢斯号上的一门阿姆斯特朗炮发生炸膛，迸飞的后膛螺栓导致炮组死伤惨重。造成了此战中英军的最大伤亡。战后调查显示，阿姆斯特朗炮的制造工艺有相当的问题，特别是尾栓和锁栓问题最严重，几乎全部的火炮上的锁栓均出现裂缝，个别炮的锁栓破裂。

　　三个月后，萨摩和英人在江户谋和，此时以萨摩藩赔偿25,000英镑结束——这笔钱是幕府垫付的，萨摩一直没有归还。

　　此战之后，萨摩在岛津久光、大久保等人的主持下，由武力攘夷变成了开国攘夷——久光本身就不支持武力攘夷，但1862年9月的“生麦事件”后，其被视为武力攘夷的先锋。在名望大涨后，久光的立场有所动摇。

　　而长州方面，（1863年）和历五月十日炮击洋船后，虽然吃了点亏，但依然没有死心，依然是坚持武力攘夷。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四国炮击下关是元治元年（1864年）8月的事，比镜梦书中三国炮击下关的时间整整晚了一年多。）

　　但长州攘夷的失利（当时佛、米两军攻破了下关町），加上萨英之战后萨摩的转变，以及幕府内部多数人对温和攘夷的坚持，导致朝廷及各方开始放弃武力攘夷的想法。

　　当年和历的八月十八日，幕府的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在小朝廷的支持下，联合八十余家诸侯，将坚持武力攘夷的七公卿及长州藩兵赶出了京都和近畿。

　　但是呢，整个扶桑的攘夷氛围没有变化，只不过，是从是否武力攘夷，变成了稳妥攘夷。

　　可是，根据幕府设计的攘夷路线，温和攘夷的第一步是横滨锁港和推迟后面的两港两都开埠（兵库、新泻、江户、大坂）。

　　这个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西洋诸国公使接受——文久2年（1861年）竹内保德使团出访欧罗巴，以英吉利为首的各国已经同意了两港两都延迟开埠，这变本加厉的继续延迟，如何能获得洋大人的同意。

　　从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开始，幕府与各国公使进行了多次横滨锁港的交涉，可没有任何一次得到正面回应。

　　相反的是，各国就扶桑攘夷造成的横滨商品短缺，不断对幕府提出抗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幕府派遣外国奉行池田长发等人出使欧罗巴，但谁都知道，这次的希望很是渺茫——实际上，1864年池田一回扶桑就被撤职、隐居，他支持签署的与佛国的协议也被佛人废止。如果说成果嘛，倒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幕府从此打通了与佛兰西的军势援助。

　　因此呢，实际上温和攘夷的幻想也破灭了。

　　至此，扶桑自己想的攘夷各条路基本都被堵死了——实际上，1878年（明治十一）七月二十五日，扶桑才与米人开始就关税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年才开始与各国就关税开始谈判。而税权的完全恢复，直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才得以实现。

　　而就在1863年攘夷开始破灭之后，1864年扶桑的情况开始更加恶劣：

　　虽然因为米人的南北之战，棉花的供应不足影响了欧罗巴诸国对扶桑的贸易额，可西洋对扶桑的压迫却没有停止过。

　　文久三年，因攘夷风潮，五月十八日（1863.7.3）酒井忠毗（若年寄）在英佛压迫下，被迫承认当时情况两国守备兵可驻屯横滨。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英人公使阿礼国正式向幕府提出，在横滨借用建筑用地，为驻屯的英人修建兵舍——未来的元治元年（1864年）末，横滨居留的外国人约300人，而英佛两国的兵力各为1300人。驻屯从186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5年3月撤退为止。

　　当时为了八月四国联合攻击下关，英佛米战舰已经开始集结，在江户湾的战船日渐增多，幕府迫于压力，只好同意。

　　而更早的文久三年十二月，幕府已向各国通报了实施输入品减税的决定（神奈川从第二年的一月开始，长崎、箱馆从二月开始）。这个决定呢，是根据文久二年幕府使团与英人的伦敦协定而来，当时是以减税换取两港两都的延期开埠。

　　到了此时，谁都知道，横滨锁港（控制对外贸易）已经基本没戏了。

　　于是呢，关于如何攘夷，扶桑各方就又开始了动摇——温和攘夷走不通的话，那武力攘夷，虽然看起来前景不妙，但拼死一搏，是否能死中求活呢？

　　当时萨摩早就已经低头，文久三年（1863年）九～十月，在横滨与英人交涉，同意赔偿损失并处罚生麦事件中的凶手。

　　可一直被幕府追索责任的长州，却不肯低头。

　　这里面的原因，一个是当时的治政环境：

　　元治元年（1864年）春季在京都，六位国是参与就攘夷方针和如何处理长州发生了剧烈争执。

　　一桥庆喜、松平容保坚持横滨锁港，但松平庆永、岛津久光表示反对——剩下的两位，伊达宗城、山内丰信态度暧昧；

　　松平容保、一桥庆喜两人坚持严厉处罚惹事的长州，可岛津久光依然反对，而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山内丰信则倾向毛利父子上洛自辩后再说。

　　从这个争执看，长州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而且长州不肯低头的第二个原因，则是攘夷风潮再起：

　　之前在文久三年六月，横滨居留地的英人枪击伤扶桑人，之后居然被英人驻横滨知事宣布无罪释放，此事引发了扶桑民众的不平。

　　文久三年九月二日，井土谷(横滨)事件发生，佛兰西一名军尉被杀，二人负伤。

　　加上横滨锁港不成、幕府又发布了减税决定，当时扶桑很多人对此严重不满。

　　就在元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水户天狗党的藤田小四郎（藤田东湖的四男）在筑波山举兵，要求幕府立刻宣布横滨锁港。

　　而由于庆喜在江户的盟友政事总裁松平直克的帮助，直到当年六月幕府才发出筑波军追击令，到七月七日，各藩联军才和筑波军之间开始了战斗-结果天狗党夜袭成功，大败了各方联军。

　　搞笑的是，庆喜以为水户天狗党起事是支持自己横滨锁港的，可实际上，背地里天狗党还和长州攘夷派深有交接——当然，庆喜后来才察觉此事。

　　长州正是因为天狗党举兵，看到了武力攘夷再兴的希望。

　　而且呢，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开始的天诛，本来已经在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等人的努力下逐渐减少。但文久三年八月一十八日之变后，因武力攘夷公卿和长州势力被赶出京都，浪士天诛开始复兴。

　　受天狗党举兵的鼓舞，以长州武士为首，攘夷浪士开始策划一个大行动，那就是打算趁和历六月七日-十四日的祇园御灵会（当时京都最大的民间祭祀节日），借強风及烈日在京都放火，于混乱中刺杀公武合体派的公卿首领朝彥亲王等人，同时暗~杀一桥庆喜、松平容保等，并将扶桑皇帝带到长州——是否挟持扶桑皇帝，这个有争论，但刺杀计划是确凿无疑的。

　　可是让攘夷浪士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六月七日祇园御灵会举行前，六月五日事情就泄露了，新撰组突袭了池田屋，几乎将各方浪士首脑一网打尽。

　　受此影响，各方对长州的影响大坏——要知道，扶桑当时都是木屋、草屋，火灾一起，伤亡损失极其惨重，几乎可以说，如果浪士大规模纵火，那所有在京都的人，都可能被烧死。就算往轻了说，那十之一二是跑不了的。

　　因此呢，池田屋事件之后，几乎就没人敢公开支持长州了。

　　至于后世说，因为池田屋事件中多人被杀，长州为报仇才举兵进行禁门之变，这个就是扯淡——如果祇园祭放火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京都就会死伤无数，从这点来说，报仇的说法从何而来？难道只许你长州杀人放火，而不许别人制止不成！

　　因此呢，禁门之变的发生，从大方面来说，是因为横滨锁港不成导致温和攘夷无法实现，进而造成武力攘夷的复兴；而从小方面讲，则是长州穷途末路下的垂死挣扎。

　　不过呢，禁门之变中的疑点很多，这些请看下篇，“禁门之变（下）——疑点”。